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制度运行的异化与回归——基于S法院民商事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制度在实践运作上呈现程序异化的特点,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事诉讼"庭审—宣判"的双阶结构,缺少审前准备程序。在程序分化基础上实现审判结构"庭前准备程序—庭审程序—宣判"三阶结构变革,才能强化法官的释明权,完善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保障。

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调查取证权之保障

通过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可以使当事人获得所需要的证据,维护其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但我国无论是现行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都很薄弱。本文在比较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关于保障调查取证权的立法例的基础上,对我国在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权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制度之实证分析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一再得到立法者强调,但是"纸面上的法律"需要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方能实现立法目的。经验表明,逻辑上的合理性,规范上的确定性和实务上的可操作性是具体法律规则或制度完成转化之必需要素。若不能完全具备,则法定权利或法律制度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成为无意义之文字。

论民事审判应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

鉴于目前有关法规对民事审判当事人和代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缺乏必要的保障性规定 ,文章论述了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权的必要性 。

刑事辩护方申请调查取证权制度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8条

辩护方取证能力的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草案第8条的规定对弥补辩护方取证能力不足、追求控辩平等和实现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规定本身存在很多缺陷,需要进行完善,以确保其有效运行。

论辩护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对辩护律师的申请调查取证权,我国立法上早有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作出了一些细化的规定,但是在准许理由、决定主体、权利行使的时间起点上仍存在漏洞,不利于该权利的行使。而在刑事辩护实践当中,律师调查取证仍然面临不少顽固的障碍,这显然不利于实现被追诉人和辩护律师的权利,造成了公正诉讼价值的遗失。因此有必要提出具体的措施来推动辩护律师申请取证权的实现。

浅谈法官依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角度的分析

对于法官的庭外调查权是否应该取消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探讨。但是学者们却未将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取证和依申请调查收集取证分开进行讨论,都忽视了法官依申请调查取证的合理性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法官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合理性及这一制度的有关配套措施的设计进行研究与探讨。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性质的冷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固有权利,其权利的性质决定该项权利的制度设计及其辩护效果。根据权利-义务、权利-救济理论,辩护律师的自行调查行为虽没有立法的限制,但其实施完全取决于证人等被调查者的同意,本质上只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尚未从行为状态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申请调查取证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且该项权利的实施受到法治国家立法的周到保护,其权利体系包括义务主体、救济机制、权利内容、行使阶段等多方面。

论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兼论调查取证模式与调查取证权的关系

在调查取证方面,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作用积极,相应的程序和手段主要侧重于当事人申请调查,对妨害调查取证行为的制裁措施相对较轻,属职权主义;英美法系国家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法院的地位消极,相应的程序和手段侧重于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对妨害调查取证行为的制裁措施相对更为严厉,属当事人主义。本文在对两大法系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调查取证的程序以及对妨害调查取证行为的制裁措施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反思了我国的调查取证权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思路。

论律师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执业权利之一,是律师正确、及时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律师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律师能否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随着我国庭审制度的改革,以及举证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律师在办案中越来越重视行使调查取证权。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对律师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是很有必要的。为此,笔者就律师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的含义,性质,与公、检、法三机关司法工作人员调查取证权的区别,以及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时应注意的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随着职权主义倾向的逐渐弱化,缩小法院调查取证范围和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切入点受到了广泛关注。现结合有关“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研究,提出在法院释明制度保障下,以当事人为主导、有规范程序制约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运作模式。 1.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启动的前提 首先,取消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的作法,明确规定只有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院才可以调查取证。

浅谈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律师代为参加诉讼。关于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问题。由于对《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理解不同，观点亦就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法院调查取证之申请程序的证明预断危机与应对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证明权的组成部分,实践中法院高标准适用《民诉法解释》第95条,通过对证据与待证事实间存在的关联、意义或必要程度进行审查从而作出是否准许申请的决定。这种在正式法庭调查前就对证据作出实质性判断的行为形成了不当证明预断,混淆临时心证与心证,不利于发现真实和程序保障。应在引入证明预断禁止原则的前提下,构建当事人与法院协同模式,共同确立证据收集调查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与调查取证权探析

证明标准被民事诉讼法学者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它在民事诉讼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学者对此研究颇多,但对于证明责任和当事人之间的调查取证权问题,学界没有很明确的界定。为此,本文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调查取证权的具体建议。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是审判方式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有利于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和维护国家的民事法律秩序。目前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调查取证权的规定还过于原则,需要明晰该权利的构成要件,研究该权利在诉讼实务中的运作状况。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还应当制定用于调整行使这一权利所引发的利益冲突的具体规则。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当事人调查取证权之程序保障的路径尝试 以调查令制度的检讨及其实证量化分析为研究视点

根据证据进行裁判是近现代司法制度运行之圭臬，无法为所主张的权利举证。该权利实际上就变得毫无意义。而证据的调查收集作为证据进入诉讼程序的根本前提，更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基于辩论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证据属当事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亦进一步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将承担于其不利的后果。但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权的实施，则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在证据以及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中失去优势，最终可能无法实现其诉讼目的，民事诉讼追求实体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价值目标亦难以实现。2000年1月1日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调查令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但由于该制度尚属探索之举．缺乏必要的立法支持，实践中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实证量化分析的角度出发，从调查令制度的法定化、程序化、实效化等多维角度对调查令制度进行批判性系统建构，以此为切人点探索建构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调查取证权程序保障的路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