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域下当代民族志与文学比较研究

近年,当代民族志"文学转向"相关讨论呈讹滥之状,致使当代民族志与文学本质差异的澄清迫在眉睫。作为符号文本,二者在表层结构上确已呈现一定的相似性,但深层结构却相当悬殊:前者是实用意义符号文本,后者是艺术意义符号文本。相应地,二者在文本、符号文本的发送与接收、伴随文本等层面都具有深层结构的差异。当代民族志的"文学转向"作为出位之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人类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表述危机"。

从权术到话术:试论现当代民族志

人类学现当代民族志在经历了20世纪后期,尤其是后现代民族志的反思和批判之后,已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存在方式。在其四种文本类型(民族志描写、民族志解释、民族志寓言、民族志写作)中,描写和解释是本体、基本性的,在其基础上,寓言和写作则是审美、修辞性的。这四种文本类型见证了现当代民族志学科自身认知的深化和成熟,也体现着其权威(权术)的非透明化(弱化)和对话语建构(话术)的强调,认真思考、理解、解释这种当下状态,对人类学教育和研究而言必将是有意义的。

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

20世纪60—80年代是美国人类学界向解读人类学转折的时期。克利福德"论民族志的权威性——作为文学文本的人类学游记"作为该时期的一篇代表性文献,从西方文化的"主体/主观性"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对"民族志者是否能够认识异文化?"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汉文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民族志学者,作者依据亲历的田野案例,从实践和知识论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的有关见解展开对话,以期推进当代科学民族志方法论的建设。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影像民族志:问题导向、科学表述与伦理关怀

本文以当代中国影像民族志的历史发展为例,就影像民族志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影像民族志的思想性(问题导向)、科学性(科学表述)和人民性(伦理关怀)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镜头两端主体的公共平台,为影像民族志在认识论中实现统一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可能性。对知识的公共性追求是影像民族志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