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怀特与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西蒙·杜林1996年出版的一部《帕特里克·怀特》评传以其明确无误的批判立场说明,在当今澳大利亚批评界,关于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澳大利亚批评界为何在时隔数十年之后仍然对自己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此不敬?本文认为,批评界对怀特的不满从一开始就与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无关系,而80年代之后兴起的文化研究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延续了这种左翼批评,但与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不同的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文化研究以及90年代崛起的文化体制史研究主张开放经典,所以对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核心经典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既有关于怀特创作本身的,更有针对上世纪中叶推动怀特经典化的"新批评"及其它相关文化体制的,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中,这些批评代表了一种新的"左翼"激进声音,至90年代中叶,这种声音与保守派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和"文化战争",在澳大利亚的"文化战争"中,怀特成了双方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战场。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1)文学的体制性研究;2)文学的数字化研究;3)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经验主义道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新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反"理论"范式,它是一种后"理论"方法,它主张将"理论"与丰富的文学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以翔实的资料给无生气的"理论"输送鲜活的氧气,因此它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俱进。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方法,它强调基础和资源,因而是一种更加智慧和务实的阅读方式。

边缘之声——当代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与移民文学批评

土著原住民和移民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兴起的两个边缘批评流派。在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两个批评流派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及成果,但至90年代初,随着纳罗金和古尼夫等重要批评家在右翼势力的打击之下愤然离开,这两种批评流派黯然陨落。它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从开放自由向封闭保守的转型,更标志着澳大利亚实施了20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结束。

重构批评的“当代性”伦理——论毕飞宇的文学批评

毕飞宇的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互相照亮,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他的文学批评以世态人情和内部逻辑为小说的“及物”元素,指向形而上思考,尝试构建自己的批评哲学;他有理论自觉意识,又以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阅读感悟与理论互证,既注重小说道德,更将人性置于小说道德之上,以悲悯之心为人类的尊严与自由赋形;他既有强烈的介入现实意识,又有聚焦当代的情怀,更有面对“真问题”的勇气,批评中充满富丽的人性。毕飞宇的文学批评既以人性与尊严唤醒经典,拓宽了经典阐释的意义空间,更借经典直面当代,重构批评的“当代性”伦理,推动批评臻至全新境界。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思潮由来已久,但左翼文学批评活跃于澳大利亚文坛的时间为20世纪30—5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来自苏联的批评观念主张艺术家应该乐观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扎根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革命的艺术教育大众,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与自由派民族主义批评因现实主义的共同信仰而结盟,但这一结盟的后果是左翼批评最终在后者的压力之下消磨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进诉求。60年代,传统的左翼思潮归于沉寂,但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思想席卷整个澳洲大陆,"新左翼"除了直接参与文学批评以外,还影响了包括女性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流派,这些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流派于8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但至9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之下,它们迅速地走向了颓败。认真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左翼传统对于认识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批评的文学性深化——以“寻根文学批评”为例

198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着思想方法的变革,文学批评由社会学、阶级论、道德论主导向多元化、多维度的批评范式转化,当代文学批评自觉走向了复杂与深刻。“寻根文学批评”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对批评的文学性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诉求日益稀薄,文学批评的焦虑也可以理解文学性研究缺席的焦虑。基于此,当下的文学研究不仅要指出文本本身的复杂性,更要彰显出文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这也是在距离“杭州会议”发生四十年后的今天,重审“寻根文学”“寻根意识”以及“寻根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意义所在。

当代文学史之于文学批评的特殊价值——以“红色娘子军”研究值得商榷的问题为例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被喻为文学研究的“三驾马车”,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三者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文学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围绕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展开分析,为文学史的构思与编纂奠定基础。因此,文学批评被看成文学史编纂的“前史”,被喻为“给文学史打草稿”,而文学史则被看成是“文学批评的集成”。如何强调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们既然承认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共生关系,就应该同样强调文学史之于文学批评的价值。

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叙事中的话语建构——评《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中国文学叙事中关于国家社会表征与构建的话语开始真正地根植于现实生活、紧跟时代变化、反映人民关切,具有时代的标志性与标识度。因此,从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的角度剖析当代文学作品,对推动中国文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由朱康所著的《现实主义的变奏——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分析》一书重点讨论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变奏历史。

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评论家A.G.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向澳大利亚国内介绍欧美同时期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提携了国内众多的作家。在其大量的编辑手记和专栏评论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问题,如澳大利亚文学的创作标准和文学民族化以及文学经典等。他对这些问题的创见性认识奠定了他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的地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一份杂志与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总序

在我们不断追溯的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1983年那个寒冷的初冬,我在苏州的吴县招待所为陆文夫创作研讨会做会务,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感受“作家”和“作品”。当时我尚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国沈阳,有几位先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代作家评论》的创刊。1984年与读者见面的《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刊登了《寄读者》和《编后记》。今天重读旧刊,《编后记》中的“江南草长,塞北冰融”一句,仍然让我动容。

文学批评要回到常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知识跑酷、翻墙和新生的可能——邓小燕文学批评印象

邓小燕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认了性别和性格,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温婉女性的形象。我们要说的邓小燕却是一个学术跑男、酷男。小燕当过兵,虽不魁梧,却绝对精壮,爽朗善饮,喜欢跑酷,神情带几分“匪气”。这样一个人,却是在学术上让人刮目相看的新锐学者、批评家。邓小燕以对新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研究令人瞩目,系列成果见于各权威刊物,其文章老辣与锐气兼具,令人过目难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是研究高度饱和的学术领域。

“中国非洲文学学与世界文学批评”笔谈

“非洲与非裔文学研究”专题(主持人:王卓)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移。一方面,世界文明互鉴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宏大文化视野。研究对象不再囿于英美文学,而是渐次拓展到爱尔兰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非洲文学和加勒比文学等。世界文明互鉴的巨大张力将文学研究者的目光从舞台中央的英美文学挪开,转向其他国度和民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学作品,以比较视野,从文学的角度为“文明的力量”提供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洲文学研究在我国异军突起,世界非裔文学被学界重新审视,并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另一方面,以非洲文学和非裔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外国文学学者,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视角的批评路径,打造具有中国立场的批评话语,摆脱了西方20世纪末形成的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的族裔文学批评方法的窠臼,形成了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例如,朱振武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三大流散理论”“非洲性理论”,建构了以“文化共同体”为中心的“中国非洲文学学”理论。而对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非裔文学,包括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跨学科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世界非裔文学的美学特色、历史意义和现实维度。

当代澳大利亚景观设计概述

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当代澳大利亚景观设计正逐渐显现出多样化。尽管澳大利亚在景观设计上是一个年轻的国度,但是近几十年来,它借鉴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结合国内的特点,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该文概述了澳大利亚景观发展的历史,重点分析了当代澳大利亚景观设计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

论现代主义和当代澳大利亚小说

澳大利亚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深长而又曲折,这个过程锻造了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民族铿锵之声,使之响彻世界文化之林,促进了澳大利亚国际化的进程。在这变革中,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当代小说家和一批文学批评家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奋斗的历程与成就对当今中国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现代主义与澳大利亚当代文学如何结合谈起,由分析澳大利亚当代小说入手,探讨澳大利亚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对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

与文学共舞——韩欣桐文学批评印象

我博士毕业后留在人大任教,主讲的第一门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欣桐是我授课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在留校任教前就听闻人大的本科生都是优中选优遴选上来的,普遍聪慧好学,偶尔也有刁难老师的情况发生。那时我年少轻狂,也不使用教材,全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上课,同时强化互动,让每个学生选一部作品在课堂上做15分钟的陈述。欣桐就是在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体讲的哪部作品我已不记得,但她清晰的思路、掌握材料的能力、对文本的敏感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我一直对她多有留意,一个又高又瘦的少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抿着嘴认真听讲、做笔记。一次我路过她身边时扫了一眼她的笔记,一笔一画,深刻用力。

“须知少日孥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石岸书文学批评印象

在当代的思想和文化潮流中,以我对石岸书文学和学术志趣的了解,他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位严守“岗位意识”的文学批评者。石岸书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体制研究起步,涉入新时期文学的结构内部,在他的写作脉络中,深藏着一种颠覆性的论辩姿态和批评意识,这种论辩姿态和批评意识,宏构了石岸书知识和写作的独特视野,也使他在理论和问题意识的磨刀石上锋芒渐利,即使是在他由文学研究跨入批判传播学的“基层传播”研究的今天,也是如此。

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三十年发展概述

从整个澳大利亚文学历史来看,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辉煌的时期。一个是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产生了象亨利·劳森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短篇小说家以及声名虽不如劳森,但同样具有很大影响的斯蒂尔·拉德,巴巴拉·贝恩顿、普雷斯·沃拉恩等,打开了澳大利亚短篇创作的新局面,建立了具有澳洲特色的民族文学。另一个则是本文要讨论的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这三十年。两个时期之间,即自本世纪初至五十年代末,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界基本上是安于现状,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恪守前辈创立的文学传统——劳森传统——平稳地、沉闷地前进,除了个别作家如帕尔默、科恩等较有创新外,几乎没有什么突破。作品千部一腔。

返场和重勘:在丰饶的文学生活中开展文学批评——何平教授访谈录

一批评的返场、文学策展和花城关注顾奕俊:何老师您好,2022年8月,您的《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何为“返场”?这是很多人在阅读您这部著作时首先会问的问题。而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您在后记里针对您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同时也自觉将个人的批评实践置放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转向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国民文学生活变化的路线图进行反思。

澳大利亚当代首饰设计与尼泊尔首饰之比较——以“地层2号”与“喜马拉雅山脉的泪珠”两件饰品为例

本文分别选择澳大利亚和尼泊尔两件不同时期的首饰作品作为比较研究对象,找出其在功能、造型、材料、工艺等方面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进而探索其设计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