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批评中的“古典性”与“现代性”之辨

关于汉语新诗之“古典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自新文学初期就已开始。“古典”即意味落后,“古典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等论调,随着新诗获得普遍认可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但对这两个命题的讨论,却一直延续到当代诗歌批评中,并逐渐成为较核心的诗学问题。虽然诗论者们对“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定义及延展各个不同,但也往往会将其并举,认为两者原是摆脱“平庸”的不同法门,而很少会在两者间建立严格对立的关系。自1980年代末以来,批评界秉承着推动诗歌创作发展的宗旨,热衷于讨论在古典诗词中发掘现代性以及在现代诗中激活、重续与转化古典资源的可能性,据此提出了“新古典主义”“古典现代性”等力图熔铸古今、打通中西的诗学概念。

当代诗歌话语谱系的建构——论董迎春的诗歌批评与研究

董迎春在诗歌创作、批评与研究等各方面卓有建树。他与其他学者善于从文学现象、文学史等宏观角度出发不同,亦与一些批评家一味注重文本细读殊然有别,其诗歌批评与研究常从“话语”出发,选取一系列“理论话语”如身体美学、身体符号学、大诗主义、诗歌超验论、内歌唱论、语言本体论等作为视角对当代诗歌进行批评与研究。这些话语关涉诗歌本体,是董迎春试图介入文学史的一种特殊方式,组构成董迎春诗歌批评与研究的谱系图,亦成为其开展诗歌批评与研究的基点与理路,董迎春由此建构出一个独特的当代诗歌话语谱系,为切入当代诗歌本体的研究和介入文学史提供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思考与新的研究维度。

历史·生命·现实——从汤养宗的诗看当代诗歌写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汤养宗的诗歌紧跟时代脉搏,注意诗歌技艺的动态转向,其诗中海洋生命意识和诗与现实的双向共振关系都对体会历史的驳杂性具有典型意义。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精神质地的厚度与广度向来备受人们关注。在全球化浪潮中,汤养宗的诗歌试图以生命意识为媒介沟通中西、接洽历史与现实,在诗中融入生命存在的自我确认和思考,以主动理性的、节制凝练的姿态筑建文本层次,其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代诗歌的成熟之路提供了向自我发起挑战的试验镜像。

美国当代诗歌的视觉诗学

美国当代诗歌呈现出清晰的视觉转向趋势。诗人们通过自觉的视觉诗学实践,以视觉驱动的版式建构、语言文字的物质性开发、非语言视觉元素的文本化等方式,强化外在视觉呈现在当代诗歌文本建构及其意义生成机制中的作用。当代视觉诗学不仅深刻改变了诗歌文本的质地与观念,颠覆了传统诗学观和语言观,突破了既有的诗歌艺术范式和阅读模式,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美学意义;而且对美国当代文化转向和科技发展作出了回应与反思,彰显了强烈的时代性和文化批判性。

论当代诗歌对美颂传统的继承——以薛保勤的诗歌创作为例

文化诗人薛保勤创作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诗歌,其中60余首诗歌如《送你一个长安》等经由谱曲广为传颂,成为当代诗歌创作走向大众文化领域的成功案例。其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美颂精神,带有鲜明的历史化宏大叙事特征和新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成为陕西文化名片。这在当下商业文化语境中引发诸多思考,值得我们关注。由此文化传播案例,我们应该关注到当代诗歌创作对于时代精神的表现、对于美颂精神的继承等问题,当代诗歌不仅要表现多元自我,更要塑造时代正面抒情形象,提振文化自信心,为大众而作。

大象的退却,或江南的对立面--论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想象

以“中原”或河洛地区为“天下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观察到一种文明不断南移的现象,这一文明或教化的南移,和政治权力中心的逐渐北进又构成奇妙的关系。一个比较早的关于南方的想象竟然来自孔子:“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①这段话恰好将南方作为中庸之道至少也是教化的象征来对待,并预言般地强化了中国历史演进和文化精神中的南北“二元对立”的因素。

叙事的限度与升华:重思当代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显然已经形成了叙事性一家独大的专制性局面,诗人们耽溺于叙事性的体制化书写而画地为牢,以至于不仅遗忘了诗歌的方法与本质中还应包含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甚至远离了崇高的诗歌精神和高远的诗学理想,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会让人感慨诗歌和诗学在我们时代的命运。诚然,我们时代诗学的危机并非独属于诗歌,而是和人的危机、文明的危机紧密相连,但澄清有关诗学的基本概念并反省它们在我们时代的应用还是必要的,也许最后我们会承认,诗学概念的具体应用虽然有其不同年代的特殊需要与针对性,但往往是有所局限甚至褊狭的。

当代诗歌中的敦煌书写与建构

在中国当代诗歌书写中,敦煌书写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敦煌作为文化重镇,其被人遗忘和繁荣,都与时代的浪潮紧密相连。本文重点从敦煌书写的诗歌创作的作者身份、题材多样性以及美学风格,来论述当代诗歌对于敦煌的书写和建构。

“自然”的教育——当代诗歌的另一条线索

从自然与革命的纠缠,到对本体论自然的投入,再到对日常自然的辨认,自然在当代诗中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考察这个谱系可以说明,自然并非是锚定的,而是在持续展开中,并且对当代诗歌构成了教育意义。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勃兴之中的生态批评来说,关键也在于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中去辨认具体的自然观。

诗歌与细节——当代诗歌批评的新路径

细节,不仅是诗歌文本内容的凸显和点缀,它还参与文本的结构建设。其在文本中的组织形态常有对照结构、发展结构、回旋结构、平行结构等。细节在诗歌中也由此具有一种本体性意义。所以从细节的分布排列来探究当代诗的结构,继而进行整体性把握是一个富有策略性的批评行为。随着当代诗歌从意象创作到叙述性追求,从意象批评向细节批评的转变,这完全可以视为当代诗歌批评的又一途径。这种批评方法的最大特征是从分析走向综合,以游移视点进行心理综合中的“一致性构筑”,然后从综合再走向发展。意义的探针和思想的触角像弹片散射出去,从各个方位穿越而去,意义的建构性指向一种结构的开放状态。

“诗教”的聚焦观察——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所选现当代诗歌为例

“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方式,与诗歌发展密切相关,不仅具有长远的历史性,而且具备当时的时效性。然而,专门聚焦于现当代诗歌的观察与探研却相对比较薄弱。分析“诗教”的内涵与意义,聚焦其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选编现状,探究其在所选文本中的外在体现及实施效用,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作为基础,关注现当代“诗教”在初中课堂中的现实处境和难处,提出一些建议,可以为初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提供参考,从而更好地发挥“诗教”作用。

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

王东东(山东大学):拾壹月论坛举办五六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歌批评话语的进展甚至是重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既有的诗歌史的重写与改写。过去几期拾壹月论坛主题我们相继开展了21世纪中国新诗的话语与秩序、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和主义、21世纪中国新诗的守成与维新等讨论,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当代诗歌体制批判、反思九十年代诗歌、21世纪中国新诗整体批评以及21世纪中国新诗自我革新的路径等话题,还有待于我们青年批评家和诗人来展开。

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

诗歌音乐性和音乐美是一对经常缠绕的诗学话题。在澄清基本概念诗歌、歌诗与歌词的前提下,本文对诗歌的音乐性和音乐美进行必要的区分,并为当下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创作类型进行归纳,探讨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的可能关系。

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

在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讨论中,一种思路是将“80年代”作为评述90年代以来诗歌的基点,另一种思路是将其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的历史脉络中观察。在现代社会中,诗歌不能和大众传媒竞争以吸引广大消费群体,因此,现代诗歌眼看着它被推到“新世界”的边缘而无能为力。从新诗的这一历史脉络上看,发生在90年代的“边缘化”现象其实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它所引发的诸多问题、矛盾,可以从新诗历史中发现其来龙去脉。

当代诗歌的意象问题及其符号学阐释途径

当代诗歌倡导回归语言,这没有改变诗歌的意象艺术之本质。隐喻是意象中的重要因素,在语言学层面上,"拒绝隐喻"是不可能的,其实质是反对被滥用了的作为修辞格的隐喻,而向语言本性中的隐喻回归。隐喻的古今差异对应于意象的古今差异,在符号学描述中,这一差异体现为语象与意象,此区分源自符号化对象的质的差别,语象形成于语言的再度符号化,意象则形成于事物或情境在语言作用下的符号化过程。语象的图式是经过元语言层的含蓄意指,当代诗歌的意象一般与语象相伴而生,成为语象化了的意象。

论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及诗学建构——关于诗歌本体论可能的探索

孤寂书写作为现代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当下汉语诗歌写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精神路径,它既尊重诗学本体,同时也有哲学关照,本文从形式、文化、哲学三个层面归纳了"诗写"的理论特征以及它对诗学建构的理论价值。

走向沉沦的中国当代诗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评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情感日趋淡漠,诗意日渐匮乏。更有甚者,粗鄙与恶俗之作泛滥。诗人、诗派之间的恶斗与纷争,理论界、批评界的误导与混乱,亦在加剧着中国当代诗歌的沉沦之势。怎样才是有价值的诗?固然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尽人认可的标准,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门类,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还是清楚的,这就是:能够引人阅读,且读后能够使人心有所感,情有所动,思有所生,能够有益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灵提升。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

一些看起来像是文学史料的出版物其实展开的却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因为它们确立了对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叙事的规则。但“强调细节和资料性”,并不必然地具有开放的特征,如《持灯的使者》和《沉沦的圣殿》两书就表现了为历史叙述设定规则的强烈倾向,从而体现了某种历史性“焦虑”。其中涉及到的诗歌史写作问题还包括:一、“诗歌崇拜”和“反崇拜”的悖论问题;二、是确立一种“本质化”、排他性的诗歌经典遴选评价的标准,从而清理出某种有连贯线索的“伟大的传统”,还是持一种较大包容性的论述方式,以便使一时难以做出判断的复杂现象得到多层面的显现?三、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价值与限度问题。

论柯雷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

本文重点评介荷兰汉学家柯雷研究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两部著作——《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和多多》和《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他从一种相对独立的视域来观照中国文学,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发展和裂变,将为囿于成规和偏见的国内研究者打开新思路、提供新方法。当然,我们也不避讳他的盲点和失误。在整个切磋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摆脱一种"后殖民"创伤心理。在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自然和平等的心态来理解海外汉学的优秀成果,并思考它们对于我们重写当代诗歌史的重要意义。

论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

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经历了一场语言意识的觉醒,"语言的诗性"获得广泛的讨论,但也出现了诸多语言问题上的争议。这些问题大致呈现在两大层面上:一个是语义与结构层面,有隐喻问题、意象问题、晦涩问题、节律问题等,此四者关联度相当大,从大处看,它们都与对语言和诗歌的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从细处看,则表现为语言表意结构的纵深差异;一个是文体与功能层面,有口语化问题、叙事问题、及物写作问题、语感写作问题等,它们之间虽然不一定有先后关系,但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和内容的交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诗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