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场击毙”的法律规制

"当场击毙"既可以指警察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也可以指警察使用武力导致的死亡后果。"当场击毙"涉及到公民生命权的切实保护。我国"当场击毙"在立法方面存在着法律属性不明,规范层次太低和程序法规范不足等问题,在实践中也存在滥用现象,特别是受害方很难通过司法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当场击毙"行为在实体法上可以界定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把"当场击毙"的立法规范上升为法律层次,规定使用武力应当遵循"合理必需"的标准,对适用情形应严加限制;对使用过程实行程序控制,特别是应规定因实施"当场击毙"行为而产生的纠纷可以进行司法审查和救济。

论“当场击毙”

当场击毙的行为性质如何,该不该使用一直都是争议的话题。当场击毙在我国属于警察权的扩张,结合国外立法与实践,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当场击毙能否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音符,能否形成一整套来自道德、法律以及警察自身的有效规制体系,确保警察权正常运行,值得探讨。

“当场击毙”行为的性质定位与制度规范

当场击毙行为属于警察职务行为之一种,对于当场击毙的条件、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警察在实践中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社会、学界以及媒体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导致在一些具体案例上引发了诸多争论。当场击毙行为,在性质定位上应属于正当防卫,但是,鉴于其特殊适用场合及限制条件,应该单独归属于执法防卫当中。应该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当场击毙的实用条件,为其正确适用进行更好地制度设计。

警察行使职权时执法过当问题研究——以“当场击毙”法律规定为视点

通过对"当场击毙"问题的国内立法、国际人权法相关法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当场击毙"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观点,建议我国立法从本体和关联中进一步加强对公民基本人权(尤其是危害行为实施人的相关人权)的尊重,使法律效能与社会效应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

论警察“当场击毙”行为的法律规制

"当场击毙"是国家赋予人民警察应对紧急情况,剥夺危险嫌犯生命,藉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公权力行为。当场击毙会剥夺嫌犯的生命,生命的剥夺具有不可回复性,因此必须对当场击毙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当场击毙行为的控制应该从提高立法位阶,细化武器使用标准;确立当场击毙遵循的基本原则;完善当场击毙执行程序;建立公正有效的事后审查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通过这些举措,使得当场击毙行为必须遵守法律规定,更应考量"最后手段性",俾以落实保障警察、他人的生命法益和公益之维护。

论“当场击毙”的弊端——对某市公安局“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举措的评析

某市公安局近期推出了“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的新举措,这一举措可以震慑犯罪分子,却有严重的弊端:超越职权,曲解了现行法规,易导致警察滥用枪支,是对罪犯人权的漠视,可能误伤无辜,给社会公众的安全带来威胁等等。整治飞车抢劫、抢夺案件,应当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当场击毙”及其启示

《欧洲人权公约》中有关生命权的规定包含有"当场击毙"的内容,即依照"绝对必需"标准,在法定情形下,执法人员有权使用武力乃至剥夺他人的生命。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案件裁判中认为:使用武力要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各缔约国的国内立法的替代性规定要切实有效;对"绝对必需"标准的审查要严格贯彻比例性要求;对相关案件要设立足够的调查程序并且要形成机制。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体现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有益经验对我国的"当场击毙"法律规制具有借鉴意义。

“当场击毙”的正当性分析

为保护人质和警察的生命以及维持公共利益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这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要求,也是同犯罪作斗争、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当场击毙"具有目的上的正当性。"当场击毙"虽未经法庭审判就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但它并不是根本不讲程序,仍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而且"当场击毙"是在情况紧急且绝对必要且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替代的情形下作为最后不得已之手段实施的,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它在程序上和手段上也均具正当性。"当场击毙"具有正当性,对我国的相关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警察当场击毙行为的法律属性及规范化

当场击毙直接导致相对人死亡,该权力滥用之后果不可挽回。从法理角度深入分析当场击毙行为,拓展研究视角,当场击毙行为本质上属于正当防卫、执法防卫和法令行为。因其后果不可逆转性,应限定当场击毙适用条件,规范其事前执行程序、事后审查程序,正当且适度的约束警察权。规范警察当场击毙行为,限定警察权限,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当场击毙”的程序规制

我国警察使用武器的规定绝大多数都是从实体法上规范警察开枪的条件,而对开枪的程序规定除了警告、报告外,少之又少,"当场击毙"存在严重的程序缺漏,"当场击毙"亟待程序规制。"当场击毙"程序具有弥补实体立法不足,控制警察裁量权,为警察临战开枪提供依据和为法院事后审查"当场击毙"是否合法提供判断标准四大价值。生命至上、程序正当、最小使用武力、利益衡平是"当场击毙"程序的核心理念。"当场击毙"程序规制须完善警告、谈判、判明、调查处理、报告、媒体沟通六大程序。

当场击毙——理论分析与实践误区

人民警察在执法实践中当场击毙的行为应进行规范，然而我国对此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当场击毙作为警察防卫权的体现：由手警察的特殊身份：应当区别与普通的正当防卫。参考世界各国关于使用武器的法律规定，我国相关立法应进一步完善。

“当场击毙”事件凸现信息资源共享缺陷

"9·26"兰州"当场击毙"事件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但由此引起的社会震荡和反思却并没有完结.10月3日<新京报>上"对‘当场击毙'的技术分析"一文对姜云春的心态、爆炸物的成分构成、民用爆炸物的威力以及兰州警方对事件处理的不当方面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分析,言之成理,富于理性和建设性,令人耳目一新.这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要有效制止恐怖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辜或不必要的人员(包括嫌疑人)伤亡,我们就必须尽快实现公民个人信息资源共享.

“当场击毙”的法律思考

在公安机关执行任务尤其是追捕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当场击毙”是一种虽不常用但也并不鲜见的执法手段。实践中，“当场击毙”主要适用于突发案件、犯罪嫌疑人拒捕、严重暴力犯罪等情况中。其适用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暴力犯罪进一步扩大、确保社会治安的稳定。但是，由于这一手段的特殊性以及法律规范的不严密，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认真探讨。

让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野中的“当场击毙”

当河南荥阳警方挂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等打击犯罪的标语时,不少民众拍手叫好,一些网民在网上公开表示赞同。但民众的感情和义愤不能取代法律的理性。对于一定时期的某类犯罪予以严惩无疑很有必要,但严惩犯罪要做到严之有序、严之有据、严之适度。象“当场击毙”之类的口号、标语,显现出某些地方在行使执法权时的暴力冲动,是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和谐的音符。我们应当慎提,甚至不提。

旧闻翻炒的传播手法及应对策略

2019年10月,"山东最年轻厅官张辉"新闻引发关注,"最年轻干部"再一次被翻炒。同样在无锡市桥面侧翻事故中,由于官方通报称"经初步分析,上跨桥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所致",随之而来,网上出现了"四车总重400余吨"压垮高架桥的消息,对此,@江苏网警在官方微博辟谣。旧闻翻炒类现象值得引发关注。

光荣村:抗日英雄赵一曼、雷炎战斗遗址地

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镇光荣村,距市区11.5公里,面积2.7平方公里,现有10个村民小组,1087户2187人,党员75人。1934年4月3日,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到海伦巡视工作的赵一曼与中共海伦特别支部书记雷炎,带领70多人的海伦游击队,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在该村公路两侧树林中设伏,成功伏击了200多人的伪自卫团,歼灭60多人,俘虏40多人,当场击毙大汉奸、伪自卫团团长国占山。

新闻资讯

Ⅰ.法国开审2016年尼斯卡车恐袭案法国巴黎一个特设法庭9月5日开审2016年造成86人死亡的尼斯卡车恐怖袭击案。唯一袭击者因被警方当场击毙而逃脱审判。8名同伙当天受审,涉嫌罪名包括协助袭击者租用车辆、获取武器、规划路线等。图为警察在法国巴黎司法宫的庭审现场外执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