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满文档案读书研讨班

2022年4月中旬至7月底,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的金鑫教授担任指导教师,组织起一个以研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为主要内容的读书班,三所高校的10名同学参与其中。读书班以提升青年学子满文翻译能力为主要目的,采取学生独立释读,指导教师随堂评述、及时指正的形式开展。经过训练,班内同学不仅满文翻译能力有了长足进步,还对清代满、汉文史料的互证、互补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乾隆朝书院运行实态探析:以宫中档为中心

清代书院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史料来源来讲,主要是书院志、碑刻、地方志和文集笔记等。《历史档案》2012年第3至4期连载了韩永福先生编选的《乾隆朝书院档案》。该批专题档案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上谕档,起自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下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一日,对于研究清代书院史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界迄今尚无集中利用该批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

清嘉庆十一年河东盐务改归商业档案史料选辑

河东盐区是清十三大产盐地之一,其主要盐池在今山西运城。乾隆五十七年实行盐课摊归地厂之制,代替了原行之商专卖制,停用盐引,私盐弛禁,任民贩运。此法实行之初;也曾给河东盐业带来了生机,然而弊端亦属不少。此法使国家盐课有了保障,但有地丁负担之民不一定贩盐,盐课也得照纳,且无论田产之丰收,盐课不得拖欠,更不能蠲免。而有贩盐实力之豪富,多不置办田产,无地丁之负担,获利尽归于自己。这种民间纳无盐之课,豪富卖无课之盐现象,则是摊课归地丁之要害。从河东贩无课之盐,成本甚微,既无额引之数,又无掣盐之官。盐价轻贱,故贩运者越来越多,势力越出河东盐原定之引地。侵扰淮纲芦引,直接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为了查清河东盐政问题,嘉庆十一年派出了钦差大臣英和、初彭龄到山西了解潞盐行销问题,并令陕甘晋豫督抚与之会商。恰值此时原来负责吉兰泰盐池(在今宁夏阿拉善左旗)贩运之马君选出了问题,盐池无人经理,阿拉善王玛哈巴拉遂将盐池归还清政府,因两盐池主要行销地均在陕甘晋豫,嘉庆即令英和等将两地盐各一同办理。经过钦差大臣,当地督抚,大学士九卿实地踏勘及反复会商,提出只有恢复商运,实行发引销盐的商专卖制才能解决。嘉庆批准了这一提议,在规定了实施具体办法后,于十二年开始实行。 现从中国第一历史?

清嘉庆十一年河东盐务改归商业档案史料选辑(续二)

18.铁差大臣英和等奏为划分吉兰泰盐斤行销疆界事片 嘉庆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臣英和、臣初彭龄查吉兰泰池盐,除由黄河水运可行山西省北、陕西府谷、神木等处外,闻尚有由甘肃巩秦一带入陕西陇州分途入楚之路,从前私贩透漏侵越滩纲多由于此,嘉庆九年经升任山西抚臣伯麟具奏在案。兹吉兰泰池盐既筹商运,合无仰恳勅下陕甘督臣倭什布、陕西抗臣方维甸督同两省藩司检查前案,体察情形,或应因利乘便准即改行口盐,或应划界分疆,防其越境侵卖之处。

《北京档案史料》2015年第1辑内容提要

《北京档案史料》2015年第1辑共收入史料8组,均为新公布史料,另有文章3篇。其中新公布的8组档案史料是： 晚清北京钱铺史料/丁进军选编 内容提要：本组史料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及民政部全宗档案中选出的有关咸丰及光绪年间北京钱铺方面的几件档案,反映了晚清北京钱市日益萧条且混乱的情形。

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档案续编

本刊1994年第3期曾登载《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收录了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关该案的几件档案,主要包括书吏刘锦江首告文书及军机大臣等对该案的审理奏折,反映了案件的基本面貌。但也遗漏了一些重要档案,如军机大臣等在审案过程中的即时奏报、各案犯的供词及江苏、四川等地查拿案证的奏折等。嘉庆年间,书吏舞弊案接连不断地出现,但一般是书吏为诈取钱财,而余继生案是官员亲自下场指使书吏舞弊的案件,较为典型。现从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中补充相关档案,以期更全面地反映案件全貌,供学界参考。

嘉庆九年吏部书吏姚承裕等舞弊案档案

嘉庆九年(1804)四月,广东盐运司运同出缺,按例应顺天府治中赵曰濂调补,而赵曰濂患病告假,但吏部仍然将赵曰濂升授。于是,顺天府奏参吏部选授已告病官员与例不符,嘉庆帝下旨要求彻查。原来,广东运同一缺,赵曰濂之后,应是捐班候补运同王讷递补。吏部书吏姚承裕等知晓赵曰濂患病之事,想利用“信息差”诈骗钱财,声称能够说合赵曰濂告病退出,广东运同一缺就由王讷递补,要王讷出银3000两。但王讷通过同乡顺天府尹阎泰和确认姚承裕是在诈骗,未给姚承裕银两。此案暴露后,姚承裕舞弊案所涉吏部众多官员及胥吏,均遭嘉庆帝重惩。该案反映了嘉庆年间吏治废弛情形,现选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及上谕档中的相关档案,供研究参考。

清代北京内城演剧与相关禁令——档案资料的一项考察

本稿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清朝政府对演剧活动的控制。清朝政府对演剧的控制很严格,这一点已为不少学者所指出,但是控制的实际情况及其背景还未得到详细考察。档案是考察这些问题最合适的资料之一。本稿介绍并利用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升平署档案"之外的"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大库档案"等档案资料,考察了乾嘉年间控制演剧活动的历史特点、北京戏园经营者与步军统领衙门的勾结、清朝宗室的演剧活动等演剧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说明这些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嘉庆十六年京城轿夫聚赌案档案（上）

清政府禁止民众聚赌,但民间赌博依然盛行。嘉庆十六年,御史韩鼎晋奏请严饬各地禁止赌博,并提及京城内轿子房赌博,旗人多受其累。嘉庆帝谕令严查。后查明,大学士明亮、禄康等官员的轿夫都涉嫌开设赌局,召集旗民人等聚赌,而步军统领衙门相关街道官弁则收受贿赂、加以包庇。嘉庆帝因此震怒,下旨穷究,一大批官员人等都遭到严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嘉庆年间京城的社会风气与吏治情形。现从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中编选相关档案,以供研究参考。

乾隆朝太医院事务档案(上)

太医院是清代宫廷医疗机构。初设于顺治元年(1644),置正五品院使一人,正六品左、右院判各一人管理太医院事务,乾隆三十五年(1770)特简管理太医院事王大臣一人;其他御医、吏目、医士、医生等设置十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历朝各有增减。其执掌多沿袭明代太医院,诸如负责皇室医疗、奉诏侍直医事、征召选任医生、因事派差诊治、选拔培养医生、管理其他医药机构、编修医书等。太医院分科诊治,清初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科、疮疡、针灸、眼科、口齿、咽喉、正骨、痘疹11科,同治朝改设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5科,是中国古代医学和医疗的最高代表。本组档案史料选编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内务府咨文、呈稿等档案,所涉均系乾隆时期太医院及其执掌等相关事务性内容,可供相关研究参考。

光绪朝大阿哥溥儁档案

爱新觉罗·溥儁(1885—1942),多罗端郡王载漪次子,母亲为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之女。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谕旨,以端郡王之子溥儁承继为同治帝之嗣,封为皇子,"以绵统绪"。此举招致一些朝臣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明确反对,激化了慈禧太后与列强的矛盾。庚子之变后,溥儁被废出宫。本文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电报档、内务府档案及外务部档案中选编溥儁的相关档案,供研究参考。

嘉庆十六年京城轿夫聚赌案档案(下)

清政府禁止民众聚赌,但民间赌博依然盛行。嘉庆十六年,御史韩鼎晋奏请严饬各地禁止赌博,并提及京城内轿子房赌博,旗人多受其累。嘉庆帝谕令严查。后查明,大学士明亮、禄康等官员的轿夫都涉嫌开设赌局,召集旗民人等聚赌,而步军统领衙门相关街道官弁则收受贿赂,加以包庇。嘉庆帝因此震怒,下旨穷究,一大批官员人等都遭到严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嘉庆年间京城的社会风气与吏治情形。现从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中编选相关档案,以供研究参考。

清代中西贸易商欠案档案(下)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为加强对中西贸易的管理,"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行商拖欠外商债务,成为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商欠案发生于康熙末年,乾嘉时期不断发展,直至道光年间终结。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选编有关行商商欠案史料,供研究参考。

清代中西贸易商欠案档案(上)

按语: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为加强对中西贸易的管理,“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行商拖欠外商债务,成为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商欠案发生于康熙末年,乾嘉时期不断增多,直至道光年间终结。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编选有关行商商欠案史料,供研究参考。

清朝支配与货币政策——清代前期制钱供给政策的演进

《清朝支配与货币政策—清代前期制钱供给政策的演进》作者上田裕之(ウエダヒロユキ;Ueda, Hiroyuki),系日本货币史、财政史研究学者,现为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助教,2007年获筑波大学博士(文学)学位,研究方向为明清财政史与货币史。出版著作《清朝支配与货币政策—清代前期制钱政策的演进》等,发表《清代乾隆中叶云南省办铜体制的变质和铜价增额的财源问题》《清代雍正年间的铜禁政策与京局办铜》《从洋铜到滇铜:论清代办铜制度的转换点》等数十篇[1]论文。上田裕之认为财政史与货币史是各领域间不同因素相互影响并推动历史演进的过程,从这一视角出发,在收集分析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关的汉文、满文的官修史书及档案后,复原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并对之进行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书共八章,分前后两编。前编围绕清代"钱贱"到"钱贵"这一线索,从明末清初货币混乱论述到乾隆初年钱贵的发生。第一章"明清之际的货币"主要论述了明中期以来白银货币化、海外白银的流入、白银逐渐升为主要货币的过程,而明朝制钱鼓铸的缺乏导致私钱泛滥,明末因滥铸恶钱,钱价暴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清初;第二章"清朝统治的确立过程与制钱供给政策的变动"论述了清初平三藩、收台湾的过程,以及良币、劣币并存充斥市场,清朝开始制定一系列的鼓铸政策;第三章"康熙后期京师的私铸钱问题与钱贵的发生"和第四章"雍正年间各省的私铸钱问题与乾隆初期钱贵的发生"两章重点论述了私铸钱的危害与国家禁止私铸措施、铜禁政策等,同时论及康熙后期及乾隆初期钱贵形成的原因。后编则以"鼎盛时期的制钱供给及其变迁"为主题,第五章"京师的钱贵与制钱供给政策"、第六章"各省的钱贵与制钱供给政策"、第七章"云南省的制钱供给政策"指出洋铜流入减少及滇铜开发情况,认为此时清朝铜料供应较为完备,讨论了着眼于京师八旗生计问题与各省公项财政的制钱供给政策的规定性要素,以京师、各省、云南铸钱为出发点探讨当时的制钱政策;第八章"乾隆中叶的制钱供给体制及其后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则以第五、六、七章的论证为基础,指出乾隆十年至四十年之间,各地铸钱的推移及其产生的各地制钱供给规模的差异,认为乾隆时期的制钱供给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制钱政策。最后,作者还用补编一和补编二两篇文章重点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户科史书"及"议覆档"的情况及对货币财政史研究的史料价值。作者采用了大量一手题本、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等汉满文档案,辅之以《清实录》《起居注》《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皇朝文献通考》《钦定户部鼓铸则例》等清代官方编撰的史料,并利用了如唐甄《潜书》、叶梦珠《阅世编》、黄卬《锡金识小录》、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郑光祖《一斑录》、钱泳《履园丛话》等笔记史料,从上下两个角度详细分析顺治元年(1644)至乾隆四十年(1775)制钱供给政策[2]的实行过程,整合数个符合清朝政府政策意图的相关政策,追溯清代前期制钱供给政策与市场相互影响的货币史演变历程。本书出版于2009年,距今已有十余年时间,但国内除何平、韩祥等先生[3]的著作提及外,并未引起广大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者的注意,故而翻译本书的结语部分,以供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晚清官员遗折选编(上)

清代三品以上官员逝世前,照例须呈递“遗折”。遗折多由本人口授,子孙缮写,由拥有具奏权的子孙或督抚代为呈递。遗折内容为:回顾仕宦经历,叩谢皇恩;奏报病情;处理身后公事;进言;介绍子孙情况,请求准许子孙袭爵、世职或驰赠祖先等。皇帝不在遗折上朱批,仅在督抚等代递奏折上朱批“知道了”或“另有旨”,并发布上谕,对病故官员进行评价和抚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保存有很多官员遗折。本文选录晚清49位官员的遗折,包括:胡林翼、桂良、翁心存、彭蕴章、王茂荫、祁需藻、周祖培、骆秉章、毛鸿宾、谭廷襄、曾国藩、文祥、吴棠、翁同爵、袁保恒、沈葆桢、夏同善、沈桂芬、张树声、左宗棠、丁宝桢、鲍超、曾纪泽、彭玉麟、曾国荃、潘祖荫、奕護、郭嵩秦、宝鑒、阎敬铭、李成谋、卞宝第、刘铭传、奕诉、孙毓汶、李瀚章、裕长、善联、钱应溥、黄槐森、杨儒、冯子材、长顺、李兴锐、许应験、张百熙、恩铭、孚琦、良弼等,供研究参考。

嘉庆十六年万安仓花户方世德舞弊案档案

嘉庆十六年(1811),万安仓花户方世德家人控告仓场侍郎玉宁抉嫌诬陷方世德把持仓务,施以重枷。接到京控后,嘉庆帝下旨将全案人证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彻底严究,并将玉宁解任候质。经审讯,玉宁确实有任性作威、纵容家人等情弊,而花户方世德亦存在勒索使费、将新抵旧等舞弊行为,均被严惩。方世德案详实反映了清代仓场弊端,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及内务府呈稿中选编相关档案,供研究参考。

光绪朝同文馆教员学生考叙档案

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同文馆,作为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学校,并先后设有英、法、俄、德、日五馆。同治五年开设西方天文算法课程,又设立化学馆、格致馆和医学馆。后广东等地开设同文馆或类似学校,其学生可以择优进京,参加相关考试,从而入仕。关于同文馆的史料,在清人宝鋆等纂辑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多有记载,但该书成书于光绪六年(1880),所辑史料起止时间为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十三年,于光绪朝并无记录。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取光绪朝同文馆的相关史料,主要内容包括同文馆教员及学生招聘接收情况、教员与学生考察考试以及奖惩情况等,以期对研究光绪朝同文馆的运行情况、同文馆教员与学生情况、清末教育等诸方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