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记载的一段话,叙述了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的法令制度,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段话疏漏、舛误之处颇多,需要校补和更正。

《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补正

清修纪传体《明史》历时近百年,编纂者皆当时'博学能文,论古有识'之知名学者,成稿后复经满腹经纶的总裁官等多次修订,'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抵牾较少,而被封建史家誉为上品'。近、今世史家也多称,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最为精善'。不过,由于《明史》纂修者的'曲笔'和成于众手,'疏漏舛误,仍所不免',多年来学者们的多篇(部)补正之作即可为证。

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关于什刹海观音庵契书的考察

民间寺观的转手俗称"转香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什刹海观音庵(海潮观音寺)转手契书一套,包括手本、转香火契、卖契、赠与契。本文以契书为基本史料,考察了观音庵由尼庙、僧寺转为民间私产,最终并入醇亲王府家庙的演变过程。认为民间寺观的"转香火",具有卖、典(老典)、租(长租)、抵押(指房地借银)、施舍、馈赠等多种形式;交易双方,则有僧人之间、僧人与民人(或僧人与旗人)之间、民人之间、民人与旗人之间等不同范围。在寺观产业流入民间的同时,民间不动产也在不断地转为寺观之产。这种跨越僧(道)俗两界的财产对流,应是清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历来众说纷纭,疑误较多。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而非天顺三年(1459);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非明代道录司衙址;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

唐宋相国寺两考

唐宋相国寺研究起步已不短,成果也不少。常茂徕《相国寺纪略》、马灵泉《相国寺》、张履谦《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之类记述之作姑且不言,自亚历山大·索佩尔(Alexander C.Soper)之《相国寺:一座北宋的皇家寺院》始,熊伯履、陈祚龙、徐苹芳等先后对相国寺作了或深或浅的考察,发表了《相国寺考》《蒙元以前开封相国寺草图》以及《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等论著。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寺院之一,

10至14世纪中期京兆府城城市行政管理研究

10世纪初唐迁都洛阳,原都城长安改建为京兆府城,由此至14世纪中期即元末的460余年中,城市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五代至北宋,城市中设厢,厢下设坊,以管理城市居民;金代形成了独立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录事司,以城市内部作为管理范围,与附郭县平行地隶属于京兆府;元代继承了金代制度,亦设录事司管理城市,并明确其职能为"掌城中户民之事"。对这一个过程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古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

《元史·世祖纪》“录事司百三”考察

金元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行政管理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其重要特点在于对不同等级的治所城市实行专门行政管理。元代则省并了州府治所城市司候司,保留了两都警巡院、路府治所城市录事司。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则拥有103个录事司管理100个城市。本文考察了录事司建置演变、行政职能、废弃过程及103个录事司建置的具体路府治所。

元代广州作为建制城市的历史地理初探

本文从城市的建城和建制关系出发，阐述广州在从秦到唐宋等朝代建城基础上，于元代设置广州录事司，是一个与县同级的行政区域和市政管理机构，此即广州作为建制城市之始，并在城市性质、结构和功能上反映广州这种变化，是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值得重视。

明世宗与道教

明世宗崇信道教,日渐痴狂,致使道教势力膨胀,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剖析世宗崇道的主、客观原因,换言之,也就是它所具有的必然与偶然的历史双重性;其次,概述世宗崇道的诸种表现,如宠用道士、频建斋醮等;第三,论述世宗崇道的后果。

宋金元五台山僧官考——以碑刻题衔为中心

唐五代是五台山僧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华严寺智頵担任十寺都检校是五台山僧官之始。五代时五台山僧官称十寺都监,北宋称十寺僧正,金代称十寺都提点,元代称都僧录,自成系统,各具时代特色。在元成宗大德年间,还以五台山为中心成立了一个跨行政区域的"五台等处释教都总摄所",是已知白云总摄所、江淮(浙)诸路总摄(统)所、隆兴等处释教总统所、陇西四川总摄所、宁夏甘肃释教都总统所之外的又一个地方性僧官机构,其宗教史学价值极为重要。这种变化不仅是各个时代僧官制度的不同所致,也是封建王朝为确立自身正统性的必然要求。五代以后五台山僧官多出自真容院系统,对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明初真容院从显通寺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宋代除了僧官系统之外,五台山还有一个常设的行政管理机构"五台山寺务司"。佛教事务管理的双轨制是五台山宗教管理制度的一大显著特点,这一行之有效的宗教治理模式值得后世借鉴。

《元史·百官志》录事司设司候正误

《元史·百官志》认为元代录事司在中统二年到至元二十年曾设司候一职,这一记载有误。金代的录事司与司候司为不同等级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互不统属,蒙古建国之初,承袭金制,司候不应设于录事司之下;此外,至元三年定官员职田数和至元八年规定录事司捕盗事皆不见有司候一职,故知《元史·百官志》录事司下设司候一职为误。

联合国庞大的翻译队伍

联合国规定,官方正式使用的语言只有六种,按英文字母顺序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秘书处日常使用的工作语言,则只有英文和法文两种。 凡是联合国的正式会议,代表们的发言都要在现场用阿、中、英、法、俄、西六种语言“同声传译”(即译员边听发言边翻译,而不是听完一句或一段后才翻译)。

唐开元西州诸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

唐开元西州诸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陈国灿１９１５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进行了大量盗掘，其中获得一件唐西州诸曹下发符帖的事目历，残存２８行，上部有缺，无年月，斯坦因编为Ａｓｔ．Ｉ．４．０１８，按斯氏编制程序，即阿斯塔那一墓区第４...

宋元明清僧籍制度概说

中国的僧籍制度,肇始于东晋时期,到南北朝已臻完备,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后历宋、元、明三代,直至清代前期废止。关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僧籍制度,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见《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本文将着重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僧籍制度发展、废止的情况。一有宋一代,佛教势力大体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状态。后周世宋在北方境内大举禁佛,释教受到一定抑制。但是代周而立的北宋政府改变了后周的抑佛政策,转而保护佛教,以期获得社会集团的支持。

从《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谈起——元代和林地区行政机构管窥

《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原藏蒙古国哈拉和林郡额尔德尼召僧院,为元人张思明所撰,立于至顺二年(1303)。以此为中心考察分析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的行政机构及当时蒙古高原的政治局势。14世纪初,伴随"海都之乱"的终结,由中亚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降人骤增,给哈剌和林的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为此,成宗铁穆耳于大德七年(1303)设置和林兵马司来维持社会治安。自成吉思汗以来,统治蒙古高原的一直是蒙古游牧军团,忽必烈时期委托皇族的北安王及晋王家族统治。忽必烈去世后,成宗政权将晋王家族等诸王率领的草原游牧军团视为威胁,为削弱他们的势力,加强对蒙古高原的支配权,于大德十一年(1307)又置岭北行省与和林路,使和林兵马司充当了汉地录事司的角色。《刘公碑》的主人公刘天锡就曾于天历年间(1328、1329)赴任"和林兵马"并在任三年。元朝通过改变以往的统治策略,在蒙古高原地区确立"行中书省"、"路总管府"、"兵马司(录事司)"三层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首次实现了汉地和蒙古高原的地方行政一体化。

《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会注考证(下)

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1][1]《本证》卷二六《证遗三》:'案《纪》大德八年,徙宁国。'(第286页)则此前治所在何地?按《本证》所引《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原文为:'(大德八年二月甲午),徙江东建康道廉访司治于宁国,其建康路簿书,命监察御史钩考。'(第457页)循其文意,建康路簿书原为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钩考,现徙治于宁国,而由南台直接钩考,此前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治所当在建康路。姚燧撰《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

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

娲皇宫为河北涉县古八景之一,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其中保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6处,面积达160平方米,总字数13.4万多字。6部刻经由南向北依次为:《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佛说盂兰盆经》、《深密解脱经》、《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