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椽》之桷、椽、榱、橑四名解读兼谈篆书起源--彖椽缘篆及扁册汉字本源考

文章对《营造法式·椽》之桷、椽、榱、橑四名进行溯本求源的考察,求证与椽相关的主要文字,如:缘、篆等字皆发源于彖,均涉及到猪的宰治工艺,成为篆书本源。同时,椽字当与栅栏之册、门户之扁有着共同的源脉,在形态上与篝火之橑、蓑衣之榱和枋木之桷相互映射。

费氏《易》以“《彖》《象》解经”发微

“《彖》《象》解经”兼具象数、义理两种方法,以“象数”解《易》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六爻所处的位置以及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其所用象的内容较少,而且和《说卦》有一定区别。以“义理”解《易》则有以“理”解《易》和以“史”解《易》两种。传承费氏《易》的荀爽、郑玄《易》学并没有完全遵照费直解《易》的方法,而是在吸收其他《易》学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分析“《彖》《象》解经”可知,荀爽二卦互易说、虞翻卦变说在《彖》《象》中已经出现,二说或与费氏《易》有一定关联。

《彖传》韵考

本文据《彖传》解释古经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卦义的特点,认定《彖传》为六十四章,逐章考证了 其押韵韵部,共得出二百五十三个韵脚字,即二百五十三个韵句,又据换韵与语义特征,考证了《彖传》的 语义段。二百五十三个韵脚字分布于古韵十八部中,这为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提供了基础。

从楚简《凡物流形》看《彖传》的成书年代

《彖传》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目前大致有战国前期说、战国中期说和战国中后期说三种观点。新公布的上博藏楚简《凡物流行》有引自《彖传》《老子》《大学》《中庸》等的文字,我们认为,《彖传》当成书于《凡物流行》之前,即公元前3世纪以前,处于战国中期偏早。《彖传》很可能由活跃在楚地的子思后学整理成书。

意译的意义:鲁迅早期翻译实践得失——以《裴彖飞诗论》为例论

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了匈牙利文学史家籁息的学术著作《匈牙利文学史》中关于裴多菲的内容,即我们今天看到的《裴彖飞诗论》,这是鲁迅先生首次翻译的西方文学史著作。从鲁迅翻译的实践中可以看出鲁迅试图归化翻译的努力,鲁迅没有纠缠于诗歌的直译,而是采用意译的方法巧妙而完整地表达了原文的含义。不过由于翻译时间及条件的限制,其中一些细节的翻译仍然值得细细推敲。研究鲁迅早期翻译实践可以为探究鲁迅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溯源作用。

《彖传》《大象传》释卦次序考

《彖传》《大象传》释卦次序考廖名春一、引言《周易·彖传》与《大象传》解释上下经卦的次序问题，前人罕有论及，黄沛荣先生著《周易彖象传义理探微》一书￣①，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进行了分析。黄先生说：《家传》释卦，除少数特例以外，其叙述之次序，皆自下卦而上卦；反...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论《易·彖传》所揭“时”、“时义”、“时用”三者内涵实乃六十四卦卦义通例

《易·彖传》说《颐》、《大过》等十二卦时,分别用到"时"、"时义"、"时用"三个概念,此三者内涵实可作为六十四卦卦义之通例。若详绎此《周易》"大时之义",对认识儒学《易》理乃至全部儒学思想体系,意义所关至大。

《周易·彖传》与子思

文章认为,《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可能为同一作者所作,而《彖传》、《小象》则与《中庸》具有相似处,《中庸》之作者乃为子思,因而,《彖传》与《小象》之作者亦当为子思。

试论《周易·彖传》象数释《易》及义理意旨

《周易·彖传》作者的基本解《易》思路是由象数出发,以象数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以象数义理合一的方式来解读《周易》古经。《彖传》作者对《周易》古经的创造性解读,正是在由象数角度切入解读《周易》古经并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发明和使用了一系列象数义例规则。同时,《彖传》作者认为,解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出象数背后的义理,在解读每一卦时,《彖传》作者都遵循着由象数到义理的路子,将视野由天地宇宙最终落实到社会人生,在“本天道立人道,法天道开人文”的学术理念下,借助象数体系阐发出一系列人文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

《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

《彖传》是易传各篇中成书最早的一部作品,也是易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 《易经》本是占筮之书,《周易》的哲理化而成为一部哲学著作始于《彖传》,易经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本无必然联系,而《彖传》的作者为寻求其间的关联开始试图将六十四卦的内容予以逻辑化、体系化,这种逻辑化的企图和战国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参见朱伯:《易学哲学史》上册,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清华简《筮法》与“爻”的本义——兼论《周易》的“彖”和《筮法》的“屯”

清华简《筮法》中的"肴"是对"四""五""八""九"四个非常见筮数的称呼,其本义是"混淆",指"四""五""八""九"四个非常见筮数混淆在筮数"六""七"中。同样,《周易》中的"爻"也是强调"道之变动",是"效天下之动者","爻"的含义并非是指从筮数"七""八"抽象化而来的阴阳符号,而是对筮数"六""九"两个变爻的特指。清华简《筮法》中,阴阳符号由筮数"六""七"代表,由纯粹的阴阳符号组成的乾坤二卦称为"屯(纯)";而在《周易》中,筮数"七""八"抽象而来的阴阳符号称为"彖","彖"的内涵应该就是来源于"屯(纯)",义为不杂、不变。

《彖》传主爻解易法

《彖》解释卦辞的方法除了卦象、卦德、训诂、引申发挥的方法外,还采用一爻、二爻、三爻、四爻或六爻的象数特性来解释卦辞,由于用一爻、二爻解释卦辞的概率明显偏高,所以《彖》传作者的"主爻"解易的方法已很明确。这种解易方法最早发端于《周易》爻辞中同一个卦反复用同一句型来申明主题的思想,当然同一时期其他《传》文对它的的影响也很明显。西汉京房最早用卦主注经,是《彖》传主爻解易方法的直接继承者,之后郑玄、王弼、朱熹、李光地等学者相继继承此种解易方法并有所创新。

试论《小象传》之性质及与《彖传》的关系

《小象》、《彖传》和《大象传》,历来易家都认为它们在《易传》中是比较早的著作。《小象》是专门解释传述周易“爻辞”的。但笔者感到《小象》在解释“爻辞”时往往出现许多矛盾现象;许多地方往往只是重复“爻辞”内容,给人以累赘之感;有的则断章取义;有的与原意完全相反,牵强附会,对大部份“爻辞”未予解释,类似这种矛盾现象大量存在,恕不多举,使人感到《小象》在解释“爻辞”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陈鼓应的《彖传》观批评

《易传与道家思想》(1993)、《道家易学建构》(2003)是陈鼓应著述的关于道家与《周易》之间的联系的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打破了《周易》经传属儒家经典的传统旧说,从宇宙的起源、事物的性状及其发展规律等发面力证《易传》各篇的主体思想属道家学派,重构道家易学,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易学的研究有很大启迪。但将《易传》全篇归于道家学派的观点,无疑带有牵强附会之嫌。本论文以《易传》中的《彖传》为主,将从万物始生观、循环发展观、人法天地观、刚柔崇抑观这四个角度逐一论证《彖传》的主体思想并非道家思想的观点。

说《彖传》(下)

《彖传》理想的政治是“圣人”之治。如《鼎》卦《彖传》说“圣人亨(p(?)ng 同“烹”)以享上帝,以养圣贤。”享祭上帝是帝王独有的郊祀之礼,別人都没有资格“享上帝”的;因此知《彖传》的“圣人”只能是帝王,而且是儒家理想的好帝王。《彖传》不止一次地说了“天地”的伟大之后,用“圣人”的功德和“天地”相比拟,

说《彖传》(中)

有些卦,如《乾》、《坤》、《谦》、《颐》、《震》等,《彖传》不解释卦形的结构。但每个卦的《彖传》都无例外地解释卦辞,逐句地甚至逐字地解释。有些卦,《彖传》解释卦辞和卦的图形结构相互联系,用卦形的结构说明卦辞,说明卦辞中“吉”“凶”的理由;另外一些卦,《彖传》没有把卦辞和卦形的结构相联系。有些卦的《彖传》解释卦辞,阐述了一些卦辞所没有的内容。就是说,解释卦辞只是被用来作为引子,借此导出《彖传》作者要抒发的议论;相当于《诗》“六义”的“兴”,在解释卦辞之后,说超出卦辞以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表现了作《彖传》的儒家学者对《易》的理解。

甲骨文“彖”字考释

甲骨文的“彖”字见于以下刻辞。

《彖传》天人观视域下的“圣人”形象

汉代以降,《周易》作为"众经之首"广受关注,《易传》中的天人观念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整个汉代主流经学思想的建构与导向。以《彖传》为代表的易学文本,透过对《乾》《坤》两卦的解读,构建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在这一理念的统摄下,《彖传》借由对《豫》《观》《颐》《咸》《恒》《鼎》等六卦的注释,从圣人之动、圣人之教、圣人之养、圣人之感、圣人之恒以及圣人之亨等多个层面展现了作为最高人格范畴的"圣人"形象。进而得出在《彖传》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下树立起来的"圣人",已经过渡成为连接天与民的桥梁式的存在,如同没有将"天"神明化为宗教神灵一般,"圣人"也并没有脱离"民"而成为超然意义上的存在。正是这样的一种"圣人"形象,使得汉代的经学体系虽有神学色彩,却最终并没有发展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也正是伴随着这样的一种"圣人"观念,成圣成贤成为了中国传统治世体系下的最高追求,天道的崇高性与人伦的独特性在这里也得以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