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彝器铭文札记两则

本文包括两则札记:1.将十七年平阴鼎盖及兵器"叚工师"之"叚"读为假,为暂时代理之义;2.读十一年库啬夫鼎之地名"贾氏"作"五氏",地在今河北邯郸市西。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條别

《商周彝器通考》(下簡稱《通考》)是最能代表容老在青銅器學研究領域權威地位的著作,1其構建了比較成熟而完整的青銅器理論體系,迄今仍是研究青銅器學必讀的經典著作。容老在書中對不少銅器的形制、銘文、定名、拓本、真僞、收藏等提出了重要的見解或提供了比較重要的信息,但散佈全書各處,不便查檢和利用,甚至易於被忽略,本文對其重要者加以1録並閒加考説。書中值得商榷的問題,本文也1録出來略加討論,因名爲'條别',以就正於方家。

清宫旧藏食器类 青铜彝器图样中的“文创衍生品”——以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藏品为例

随着殷商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学会用铜和锡的合理配比合金制造出青铜器。各种类别的青铜器大量由奴隶工匠手工制造出来,周、秦之际为当时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铁矿的冶炼,青铜时代便告结束。汉唐时期便有仿造青铜器物,北宋时期开始大规模仿制青铜器,其中宫廷仿造目的在于复古礼制,民间伪造旨在唯利是图。元代礼制承袭宋制,仿造青铜器物较宋代差;明时期宣德年间青铜器的数量多、铜质细,优于宋元品质。

灌礼及其彝器的来源(一)

鸡彝和彝是夏商时代最重要的礼器，用于以盥沃神尸和地面为特征的灌礼。经多方考察，本文认为它们是新石器时代的两种鸟崇拜———东部短尾鸟崇拜和西部长尾鸟崇拜的产物。鸡彝制度来源于鸡血祀神风俗，故夏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对鸡和翟雉类鸟的崇拜；彝制度来源于鸷鸟祭祀，故商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秋季和西方太阳的崇拜、对人工培植的生命的崇拜、对和鹰类鸟的崇拜。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在中原用为仪式重器的鸡彝，其来源却是东部大汶口文化的陶规鬲；而在商文化区用为仪式重器的彝，其来源则是中原西部伊洛地区的釜形。这意味着，夏商灌礼及其彝器的形成过程。

灌礼及其彝器的来源(二)

鸡彝和斝彝是夏商时代最重要的利器，用于以盥沃神尸和地面为特征的灌札。经多方考察，本文认为它们是新石器时代的两种鸟崇拜──东部短尾鸟崇拜和西部长尾鸟崇拜的产物。鸡彝制度来源于鸡血祀种风俗，故夏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对鸡和翟雉类鸟的崇拜；斝彝制度来源于鸷鸟祭祀，故商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秋季和西方太阳的崇拜、对人工培植的生命的崇拜、对雚和鹰■类鸟的崇拜。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在中原用为仪式重器的鸡彝，其来源却是东部大汶口文化的陶■；而在商文化区用为仪式重器的斝彝，其来源则是中原西部伊洛地区的登形斝。这意味着，夏商灌礼及其彝器的形成过程，乃凝结了一部史前文化交流的历史。

《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几则疑字集释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为清方濬益所著,研究成绩弥足珍贵,不少释法在当时有过人之处,尤其很多释义在当时属于新的见解,对金石学和文字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时代受限,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所收录的三个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楚公家钟、王孙遗者钟中的■、馘、爰、■、锡、翰、■、■、溺、旬等字,以及部分铭文释义结合各家之说进行了集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千年凉山 彝器古韵

彝族自称“诺苏”。“诺”是“主”，“苏”是“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直至1956年民主改革，才废除了奴隶制度。从此，凉山彝族人民迈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飞跃。

牟氏庄园彝器珍宝赏析

牟氏庄园是一处历史积淀丰厚、规模宏大、古朴凝重的古建筑群,它是清代大地主牟墨林及其后裔营造的豪宅,被专家学者称为"百年庄园之活化石""传统建筑之瑰宝"。气势恢宏的牟氏庄园馆藏也十分丰富,展出许多牟家流传下来的彝器珍宝。

彝器刻辭流傳概述

彝器刻辭,自殷至東周,據清人所録,有三千餘器;近百年所出土,數亦以千計。其銘文有數字者,有十數字或數十字者,甚至有四、五百字者,學者輒云“足抵《尚書》一篇”。《尚書》有僞作,其非僞作者又頗經後人改竄,未免失真;而彝器刻辭和甲骨卜辭皆當時直接遺存,其史料價值高於文獻記録,自不待言。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商周銅器記上篇》云:“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紙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编·第十二章<辨伪>》校补

《商周彝器通考·辨伪》章集中反映了容庚先生的青铜器辨伪成果、辨伪思想和辨伪方法,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青铜器辨伪文献。其中涉及西清四鉴所著录铜器的辨伪内容,或者只有器名而无出处,或者只有统计数据而器名、出处均无,或者行文所指不明,这给学界研究利用这部分成果造成了很大不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作了校订和增补,共校补189器。容庚是中国青铜器学的奠基者,在青铜器辨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两罍轩彝器图释》成书见吴云的积古之志

《两罍轩彝器图释》是清代金石学家吴云的著作之一,在金石考据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文以《吴云函札辑释》中吴云致多方友人的信札为基础,从定名方面对此书的成书过程进行考证。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信札中提及的诸多称名看似都是指代《两罍轩彝器图释》,实则是说《吉金款识》与《彝器图释》并非一书。《吉金款识》本是吴云所作《积古斋彝器款识》之续,但因遗漏太多便中途辍业,而《彝器图释》是其集一家所藏著录而成,即现存的《两罍轩彝器图释》一书。《吉金款识》的辍业意味着吴云积古之志的破灭,虽后寄予陈介祺、吴大澂二人,但终未顺遂,遗憾至极。

容庚教授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进行科学参观考察

我国知名的金文和青铜器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教授,为做好改编《商周彝器通考》的准备工作,于四月一日带同三名助手北上,预定到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天津、北京、太原、西安、洛阳、郑州、长沙等十几个城市进行为期五个月的科学参观考察。《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教授二十多年前写成的科学巨著,全书约三十万字,附图约一千幅,分为上、

新郑彝器 隐现分合,俱是传奇

2000多年前为郑国国君随葬的青铜器,100年前因缘际会在河南新郑出土,然后分散流传,先后成为河南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建馆之基、镇馆之宝。“新郑彝器”的传奇,从未结束。

宋代金石旧本与清中期彝器款识之学

彝器款识之学何以在清中叶得以复兴?晚清以来的学者多将吉金鉴藏时尚溯源至清内府编纂"西清四鉴",以及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公私著述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类论述遮蔽了宋代金石旧本对清代款识之学发展所具有的肇源意义。清代款识学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考释校勘宋拓《钟鼎款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金石旧本为关捩。乾嘉之际,朴学风气兴盛,翁方纲、阮元、严可均、孙星衍、朱为弼等学者对宋代金石旧本展开的鉴赏、考释、校勘、影刻等活动,其流风所被使寻求拓本、研治金文蔚为极盛。勾勒两宋金石旧本在清中叶款识学发展史上的形象,可见金石旧本是款识之学发展的重要物质媒介,其流传、接受及"续作",促进了清中叶彝器款识之学的复兴。

浑源彝器研究

一浑源彝器(又称李峪铜器)于1923年偶然发现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东南的恒山脚下,有青铜器数十件,大部分流散海外或下落不明,仪少数为上海博物馆收藏。60年代后,李峪村又有铜器零星发现,经考古调查,铜器出土地为一东周墓地。由于李峪铜器非经科学发掘而得,数量及埋藏情况不详,加之大部分散失。

从《宣德彝器谱》等记载试析明清宣德炉的款式与功用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敬天法祖、除移驱虫始终贯穿其中,对于承载香料的器具--香炉,铸造更是极尽考究,无论是汉代博山炉、唐代凤尾炉、宋代瓷炉还是明清宣德炉,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宣德炉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更具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祭祀与焚香。从《宣德彝器谱》(三卷谱)、《宣德鼎彝谱》(八卷谱)。

浑源彝器 旷世国宝

民国年间，在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被称为“浑源彝器”。由于此地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别具一格．纹饰瑰丽多变．发现伊始就引起了国内外古董商的关注和不遗余力的搜罗。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铸造工艺技术及其美育价值

从考古学上说,青铜礼器是众多出土的青铜器物中的一个品类,亦被称之为“彝器”。《说文解字》解释:“彝,宗庙常器也,此与爵相似”,说明青铜礼器是一种祭祀所用的盛器。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属于古代社会国事的范畴,由此就不难推测出青铜礼器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之于当代而言,青铜礼器虽然褪去实用与象征的作用,但其铸造技术与审美元素仍然存在深度研究的必要性。鉴于此,以古代青铜礼器为对象,在探讨其工艺技术特点的同时,解读它对现代的美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