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的对象、语言、使命的超验性及其与哲学的差别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形上对象的论述着手 ,从柏格森、卡尔纳普对形上与科学在语言上的差别的阐释以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非超验性言说中 ,得出形上的对象、语言、使命的超验性的结论 ,并考察了形上书写、形上本文的独特性和个别形上体系的共同性 ,最后展开了对形上的人文性、形而上学中的形下倾向的批判 ,把形而上学与哲学区别开来。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

形上学有两种类型:基础主义的和解释性的。持后形上学立场的学者对形上学的批判大部分指向前者而非后者。朱熹的形上学,特别是其关于人性的形上学,是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因此,它可以避免来自后形上学思想家所提出的批评。它从以下两方面的经验事实出发并试图对这样的经验事实做出解释:存在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等人类情感;人禽之辨,前者可以在道德上臻于完善而后者不可能。朱熹的人性形上学对我们的道德修养起到一种重要的规范作用。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略论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建构——以“新理学”形上学为例

中国哲学话语经历了由原生态到现代化形态的转化,现代化形态的中国哲学话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来话语的中国化,二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中国现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进行了转化,转化的内容是“理”“气”“道体”“大全”等,转化的路径是逻辑分析的引入以及拓展和创新原有意涵。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建构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维度的,因为中国哲学话语是流动性的。建构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话语曾经的“不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到“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建构必须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媒介批判视域下元宇宙的形上之思与实践反思

对元宇宙做形而下的器用考证并不符合概念本身的超越性意涵,必须回到实事求是的价值立场。在媒介批判的视域下对元宇宙本质澄清时发现,如果从已有对世界的认知展开对元宇宙的再度理解,那么元宇宙依旧逃脱不了在本体论上作为具身知觉延伸的游戏范畴。若要实现对技术革新的感知就必须通过人的生命实践,这种实践在作为认识论的艺术中被直观,而人的交往实践也在与数字化生存状态的互动中展示出媒介生存论的“此在”持存。而若要划清元宇宙实践过程中的内在界限,就不得不直面因媒介资本的极化而形成的数字化“大他者”和技术入侵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主体性分裂,以及信息安全背后的价值剥削难题。

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前朱子时期道学形上论重塑

以张载、二程及门人等为中心的前朱子时期道学,为重振儒学核心价值以有效应对佛道和功利数术之学,构建了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的形上论。张载以“太虚即气”、二程及门人以“理(易)、气”的生生变化,一方面,揭示了天地、鬼神、人、物(事)同出一源,兼为一体,万物共生。另一方面揭示了天地自然规律、人性、社会人事原则遵循着同一个宇宙律则,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性理(道)不二,形上形下不二。前朱子时期道学家形塑的孔孟儒学形上论,为“自得”的人伦政教——孔孟儒学核心价值奠定了基础:因坚信万物一体、形上形下不二,自觉具有人伦政教的宇宙担当且诉诸自我修持、自我获取。正是以此儒家精神批判了佛道出家、隐逸思想和功利数术之学陷溺俗世思想,挖掘这一精神资源有助于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应对物欲主义和虚无主义。

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之思--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访谈

刘梁剑、吴闻仪（以下简称“刘、吴”）：杨老师，您好!2011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具体的形上学”系列著作，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和《成己与成物》。英文刊物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也将专辑介绍您在具体形上学方面的工作。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

论饶宗颐形上词的境界——从《古村词》说起

饶宗颐先生的形上词,即从西洋重视道、重视讲道理的形上诗而来,是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而形上之境界,乃先生以平生之认识、修养、境界为底气而思考、感悟到的宇宙人生之至理至境。其特色有三:一是入乎佛道儒之内超乎佛道儒之外,二是洞察纷纭世相的历史厚重感,三是意象思维探秘宇宙人生。

形上词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形上词是饶宗颐提出的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形上词强调形上之思与向上之意,这由饶宗颐所作《六丑》《蕙兰芳引》与《玉烛新》三首词可见一斑。形上词创作的步骤与途径可分为落想、设色与定型,三者皆至关紧要,不可或缺。饶宗颐的形上词,严格遵循原唱固有型格及其韵律、节奏,并以比兴之法进行创作。晏殊、苏轼与王国维等人的创作为形上词提供了本土资源,同时也有意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形上词的出现标志着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其所构成的模式范型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形上词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具体的形上学有多具体——“以‘事’观之”的视域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是杨国荣教授长期倡导的视域哲学的一次最近的示例和实践,也是具体的形上学的最新理论结晶。首先,从通过冯契追溯到金岳霖的哲学传统的“视域”看,可以梳理出从“以观建事”到“以事观之”的视域变迁;其次,“以事观之”在形上学领域中之掘进及其哲学效能同样可以从20世纪分析哲学的事实、事物和事件三种本体论的视域中得到映照和观察,尤其是,“以事观之”与斯特劳森以物体和人为基本殊相的所谓描述的形上学具有某些共振和鸣之点;最后,从“实践转向”的视域,以“作”为本源义的“以事观之”又呼应了中西哲学的晚近发展中调和古典三项的致思取向,并为重访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王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及其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的唯一本体是'气',由此而重建儒家天人性命之道德系统,必导致以知识的方式论道德,从而消解儒家天人之学的宗教性。其二,以'知几审位'为工夫,必导致以知能之优越论圣人,从而消解圣人的道德宗教性位格。由于对宗教性的消解,船山哲学有肤浅的事务主义之嫌,且有滑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要避免这种嫌疑及可能性,必须补上'体证的形上学',使之成为一个圆满的哲学体系。由此,方可言真正的事功与启蒙。

“天地境界”: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新理学同题

1949年以前的冯友兰,对儒学中的“神秘主义”持肯定态度。从此态度出发,冯氏构建了其道德形上学的顶峰——“天地境界”,其源头是在王国维1904年于《孔子之美育主义》中惊鸿一现的“舞雩之境”或“曾点之乐”。相比陈来对待艺术形上学严守理学门户的决绝态度,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实为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的新儒学同题,其《新原人》亦可视为对同一顶峰的殊途攀援。不仅如此,冯友兰对于思与感、真际与实际、形上与形下等范畴之分辨,亦对中国现代艺术形上学之深化理解有所启示:他关于“心”“精神”皆为“可感之物”的观点,以及“形上的”与“形上学的”之区分,或可将艺术形上学理解为一种“形上感性学”。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

非肌层浸润膀胱移形上皮癌二次电切术疗效分析及意义(附42例报告)

目的探讨经尿道非肌层浸润膀胱移形上皮癌二次电切术的疗效和意义。方法非肌层浸润膀胱移形上皮癌42例,经尿道电切术后4～6周再次电切,术后标本病理组织学评估,评价肿瘤复发和进展情况。结果二次电切术中33.3%有残余肿瘤。残余肿瘤与原发肿瘤大小(直径>3cm)、数目(≥3个)、高分级相关。平均随访12个月,11.9%复发,二次电切时残余肿瘤与复发相关。结论多发、直径>3cm及高分级者与二次电切中肿瘤残余有关;肿瘤直径>3cm、残余与肿瘤复发明显相关。

论梭罗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形上境界与理性实践

作为当代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先驱,梭罗尽管受教于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爱默生的思想范式——仅停留在超验理论层面的思考,而是到林中去,花两年多的时光独处于湖畔,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体悟生命的真谛。从他的自然书写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每个人都有两个湖泊,一个是地上有形的湖泊,另一个是书中形而上的湖泊,它们交替呼应,互为补充。依据梭罗的观点,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践价值就在于既能保护自然又能以理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

儒家的历史形上观———以时、名、命为例

以时、名、命诸题为例来探讨儒家的历史形上观念,其目标既不是提供一种历史哲学,也非研究科学化史学的学理基础,而是通过观念史的分析,揭示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历史叙述背后的预设。这些观念不一定是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是镶嵌在古典生活整体图景中。其思想功能既是历史的,也是人生的,既是道德的,也是宗教的。理解它的意义不只是理解儒家与史学,同是也是理解我们的精神传统本身。

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的形上缺失的分析

道德的形上价值是道德生活的精神内核,是道德可能性的根本前提。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缺失了道德的形上价值这一核心性的根本性的环节,其主要表现就是道德工具论发达、道德信仰缺欠和伦理学的政治化,道德由此失去了自己的立身之处。所以,道德形上价值的重建是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的当务之急。

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意义

在儒学发展史中,宋明理学一直以其形上本体意识而著称。这种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有一过程。从先秦到汉唐,儒学并没有形上本体意识的现成资源;由于价值观的对立,儒学也不可能直接从佛老二教中汲取现成资源。这样一来,"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就成为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真正产地。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道家的反向溯源智慧以及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伦世教关怀,就构成了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具体资源;而从邵雍"元会运势"的数推历史观、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化论一直到张载的"太虚即气",则标志着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待到二程体贴出"天理"并以"性即理"规定理学的道德本体,也就表明佛教的形上超越意识、道家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已经有机地熔为一炉了,从而既构成理学斥佛排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其以后近千年间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 ,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 ,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 ,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 ,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 ,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 ,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 ;相应地 ,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 ,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 ,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 ,于是 ,在社会生活中 ,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