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转化与建构——以“新理学”形上学为例

中国哲学话语经历了由原生态到现代化形态的转化,现代化形态的中国哲学话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来话语的中国化,二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中国现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进行了转化,转化的内容是“理”“气”“道体”“大全”等,转化的路径是逻辑分析的引入以及拓展和创新原有意涵。中国哲学话语的现代建构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维度的,因为中国哲学话语是流动性的。建构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话语曾经的“不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到“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自主的中国哲学话语建构必须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日神还是酒神?——朱光潜与鲁迅对尼采艺术形上学的理解歧路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以具有形上学意味、援引尼采日神精神的“静穆”说,新释钱起“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并将之视为诗意之极境;对此鲁迅作文加以批评,认为朱氏犯“摘句”之病,未能做到知人论世,且曲解希腊艺术精神;朱氏则站位艺术审美论,拒绝鲁迅的文化批评立场,并认为鲁迅正因此立场而未能在创作上有更大成就。这段公案,正牵出对尼采艺术形上学思想理解的本土差异:一度宣称自己为“尼采信徒”的朱光潜,恰恰以日神对酒神的吸收,颠覆了尼采艺术形上学最核心的论断;而以无畏精神锤击旧偶像、以生命激情讴歌自由的鲁迅,恰是尼采艺术形上学所召唤的东方的“屠龙之士”。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

形上学有两种类型:基础主义的和解释性的。持后形上学立场的学者对形上学的批判大部分指向前者而非后者。朱熹的形上学,特别是其关于人性的形上学,是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因此,它可以避免来自后形上学思想家所提出的批评。它从以下两方面的经验事实出发并试图对这样的经验事实做出解释:存在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等人类情感;人禽之辨,前者可以在道德上臻于完善而后者不可能。朱熹的人性形上学对我们的道德修养起到一种重要的规范作用。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具体的形上学有多具体——“以‘事’观之”的视域

《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是杨国荣教授长期倡导的视域哲学的一次最近的示例和实践,也是具体的形上学的最新理论结晶。首先,从通过冯契追溯到金岳霖的哲学传统的“视域”看,可以梳理出从“以观建事”到“以事观之”的视域变迁;其次,“以事观之”在形上学领域中之掘进及其哲学效能同样可以从20世纪分析哲学的事实、事物和事件三种本体论的视域中得到映照和观察,尤其是,“以事观之”与斯特劳森以物体和人为基本殊相的所谓描述的形上学具有某些共振和鸣之点;最后,从“实践转向”的视域,以“作”为本源义的“以事观之”又呼应了中西哲学的晚近发展中调和古典三项的致思取向,并为重访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王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及其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的唯一本体是'气',由此而重建儒家天人性命之道德系统,必导致以知识的方式论道德,从而消解儒家天人之学的宗教性。其二,以'知几审位'为工夫,必导致以知能之优越论圣人,从而消解圣人的道德宗教性位格。由于对宗教性的消解,船山哲学有肤浅的事务主义之嫌,且有滑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要避免这种嫌疑及可能性,必须补上'体证的形上学',使之成为一个圆满的哲学体系。由此,方可言真正的事功与启蒙。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

荀子人性论之形上学义蕴——荀、孟人性论关系之我见

本文认为,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是一个经验论的命题,在形上学的层面上,荀子并不是一个性恶论者。在荀学的观念体系中,与孟子所言之“性”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是“性”,而是所谓的“伪”。也即是说,在荀子这里,具有“人之所以为人”之内涵与规定的概念是“伪”而不是“性”。所以虽然荀子有“人之性恶”的说法,但若从“伪”的角度说,荀子其实是个“性善论”者。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后形上学时代的形上之思--杨国荣教授“具体的形上学”访谈

刘梁剑、吴闻仪（以下简称“刘、吴”）：杨老师，您好!2011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具体的形上学”系列著作，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和《成己与成物》。英文刊物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也将专辑介绍您在具体形上学方面的工作。借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

社会发展理念与人的形上学——《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的一个隐喻

"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必然隐喻"人的形上学",因为人类的幸福亦必然预设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必然关涉到"人的形上学",也就是说,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在"。在人的这种"在"的本质没有澄明之前,我们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划,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可能不但没有保护到人,反而伤害了人。可以说,"人的形上学"为"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进行了奠基。

牟宗三哲学的问题及其解决——“道德的形上学”的义理骨干

牟宗三的哲学具有明确而具体的问题意识,即康德虽意在建构一种作为"超绝的形上学"的"道德的形上学",但实际上只建构起道德哲学即"道德底形上学",并最终"滑入""道德的神学"。针对康德哲学的局限,牟宗三建构起康德欲建构而未完成的"道德的形上学",并由此而基于"哲学原型"的思考,阐发了"道德的形上学"作为"基本存有论"的作用。上述问题及其解决的理路乃牟宗三哲学的义理骨干。阐明这个义理骨干,有助于把握牟宗三庞大的哲学体系。

佛教轮回观的道德形上学意义

作为佛教伦理的道德形上学原理之一,轮回原理具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人们行善去恶的行为动力,其具体的原理涉及业报论、三世论、六道论等。业报论解释了业因报果的作用,构成佛教的道德因果律,这是排除了上帝作用的自然律,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三世因果论解释了人们现世生存状态的原因,指示人们在当下应当的行为方式,也指出了今后的人生发展趋势,是业报论在时间中的体现。六道则是轮回的具体范围,既有空间性意义,更有共时的价值性含义。六道轮回的价值指向则是超越轮回,追求解脱。在轮回的主体问题上,佛教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关于冯友兰先生的形上学体系的出发点及其改进

冯先生于去年八月给我的复信(见本刊1990年第4期),明确地解答了我所提的问题,即“有某种事物”和“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涵义?若不是,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前者涵蕴后者是分析命题?冯先生在信中说,二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相当于一个名词的外延,后者相当于一个名词的内涵;对于任何一个名词,有外延必有内涵,但有内涵不必有外延,故前者涵蕴后者是一分析命题。

现代中国美学的形上学批判

形上学就是道理。美学就是属美的道理 ,而不是关于美的理论。形上学批判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现代中国美学摆脱不了认西方美学为科学的理论定势 ,却没有认识到西方美学是根本错误的 ;不甘心舍弃中国美学精神 ,却没有认识到美学学科建设的形上学根据。清理这些问题 ,是为了给由中国美学家来建立自足自为、具有普遍性理论的美学体系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或前提。

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

杨国荣教授发表的"具体的形上学"三书,构建了当代哲学形上学的一个理论相态。这一理论体系既有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阐扬,也体现了哲学家从中西互动史思结合的角度创立哲学形上学的理论自觉。

实践理性与“是—应该”问题——兼论一种可能的伦理形上学的建立

实践理性应用于三个层面的“应该”问题。实用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目标给定中对手段进行合理选择;价值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抉择;道德层面的“应该”表现为在调节主体间利益冲突时所依据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的实现以价值性“应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为例

宋明理学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三派思想体系,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是以"道本论"为其典型形态。在该时代的思想体系中,"道"既是一种超越任何具体学科专门技术的崇高价值理想,也是一种与认识论相关的真理,而且还是统合理、气、心等前代核心概念的最重要的概念。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道论"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由气化而求道""即器以明道""即事以求理"的"经验论"和实证化的倾向,拒斥宋明理学中带有思辨特征的理学与心学思想传统,展示了中国哲学深层次的变化。

中国古代形上学中数字观念的发展

数字观念的源起很早,《易》占可能是已知最早的源头,自先秦经两汉至宋明,数字观念问题意识有较大转变．先秦思想家以数字观念解释万物的生成,建构其宇宙观．汉代数字观念继续朝向神秘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以卦气观念为核心的思想影响所及,几无处不在．为回应玄学和佛学的冲击,宋明儒者注重以数字观念建构形上学,既运用数字描述形质世界的秩序和意义,又处处强调数字所表述的形上本体的普遍性和超越性．而且,宋儒的数字形上学和汉儒的数字观念有若干传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