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形上智慧的“史”“思”之合——冯契“智慧说”的体系及其形成再认识

对于冯契"智慧说"的体系及其形成,虽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其创作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相互贯通的,但其更多的是基于冯契关于哲学史与哲学及其关系的元哲学自觉,从哲学史("史")与哲学理论("思")相结合的进路对其加以考察。实际上,冯契"智慧说"的形成更应从形而上学重建的视域考察其逻辑理路。在形而上学重建的视域中,冯契"智慧说"是一个以追寻形上智慧为旨向的、"史""思"结合的严整体系。对于这个体系,形上智慧的追寻是灵魂,"智慧说"就是通达形上智慧的道路,而中国哲学史研究又是"智慧说"的基石。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古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

扩展认识论的两种进路

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不满于在西方近代产生的仅仅局限于知识经验的狭义认识论观点,主张把形上智慧纳入认识论研究的视野,阐发了一种扩展认识论的形上进路。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它在对知识经验的分析中强调knowing-how的重要性,展示了一种扩展认识论的实践进路。扩展认识论的这两种进路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关联,比方说,在对人类认识及其成果的表达问题上,实践进路对于形上进路就能有所补正。

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论郁振华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郁振华教授这本既博学又犀利的著作研究 ,分析了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主流取向 ;让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哲学家同意“形上的智慧”是可能的 ;然后 ,比较他们对于如何取得此智慧的不同观念。这样 ,显示郁氏挑战以西方认识论大革命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思潮。西方认识论大革命环绕着逻辑实证论、伦理的怀疑主义 ,并反驳形上学。然而 ,郁教授忽略了两个议题 :界定何谓形上的智慧 ;探究如何评估中西哲学之间的辩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方法论的探讨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方法论的贡献,首先就表现在对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强调,但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存在着忽视形式逻辑、理性直觉的缺陷,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在张申府、张岱年和冯契的哲学探索中,上述缺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

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转向”

勾勒了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和从"认识史"到"形上智慧"的两个转向.认为第一个转向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失落了的个性特征得以重建;第二个转向表现了对智慧的回归,从智慧层面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更能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征。从两个转向中,我们领悟到哲学史的学科使命取决于它与哲学的关系。

以史为镜 创建学习型社会——试论中国学习思想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学习思想史是华夏民族转识成智的历史。它的基本特征或曰规律性特色有四 :一、性与天道。这是中国人学习理论基础。二、知行观。讲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更重行 (实践 )。三、官学与私学互动、互补而兴衰转换。四、史官文化形态。中国人重视史鉴 (历史智慧与历史教训 ) ,以史为镜 ,原始察终。中国学习思想史 ,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方面所积累的思想智慧 。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 ,摈弃了把哲学史简单化为唯物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教条公式 ,以“哲学史是认识史”取而代之。到了90年代 ,则出现了两种趋向 :从“认识史”到形上智慧 ;从“认识史”到生活世界。前者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知识层面进入智慧层面 ,表现了回归智慧的自觉意识 ,更契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貌 ;后者批评以“经典话语”编织中国哲学史的写法 ,强调关注经典之外的生活世界的思想传统 ,由此促使人们思考被“经典话语”

“黔中三宝”: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在贵州境内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其中，黔中王学为1500年所积累的形上智慧，黔中佛学为贵州学术思想文化的精华，黔中易学为本土化经学的言说方式。

直觉何为——冯契先生的直觉理论考察

冯契先生认为,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中,感性直观是知识的起点,理智的方法把握的只是具体知识而止步于智慧之前,惟有理性直觉才能通达智慧之境。感性直观只是感官被动地接受,理智以逻辑推理的方式处理现成的观念而鲜有创新,惟有理性直觉才能达到形上智慧,其在达到形上智慧中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得以凸显。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普遍关注的课题,20世纪出现过各种直觉论,乃至有西方汉学家认为,是否肯认直觉成为中西“思想规矩”的分野之一。如墨子刻曾经如此划分:中国哲学家认为“具有形上智慧者会以默然的直觉超过名言之域。这个看法与西方形上学的主流迥然不同。除了像Plotinus(205-270)或者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较例外的思想家以外,西方形上学很强调在名言之域中以‘理性’与‘观念的分析’去建立一些能经过批判而不受反驳的预设,而以为在超名言之域中以直觉或情感来追寻智慧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