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论体系建构刍议——以基本内容为视域

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视域,可以建构一个相对合理、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就动力因而言,"人治"到"法治"的转化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直接动因在于防止统治者的恣意。就质料因而言,"恶法"的性质争论远未结束,但追求"良法"是共同愿望,不存在追随"恶法"去作恶的义务。就形式因而言,"形式法治"侧重规范逻辑,"实质法治"侧重道德价值,前者离开后者会变成空洞的形骸,后者离开前者会变成失体的幽灵。就目的因而言,法治既是"治民"又是"治吏",在"法律—官吏—公民"的现代法治结构中,由于官吏身份的特殊性,"治吏"更是法治的核心目的。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多维思考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均衡化,而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均衡化又取决于一级政府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的制度环境,因此,单纯依靠财政体制改革无法充分提高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运行绩效。换言之,当前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与"供给困境"不仅是财政体制自身缺陷所致,GDP政治绩效考核标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共品的"供给困境"。所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下一步不能仅仅侧重于收入一方,必须优化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的政治晋升激励机制,向以服务民生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从事权优化配置为逻辑起点带动整个财政体制的完善,并提高法治化水平。

此“法治”非彼“法治”——兼论香港的法治水平

本文从"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开始阐述"法治"这个从古到今源自西方的"法治"观。其实,西方的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这两种,"形式法治"是实现"实质法治"的前提。而我国现今所提倡的"依法治国"则需要高度民主政治体制。这项要求其实是属于西方"实质法治"的范畴,因为西方的"形式法治"并不要求一定要有民主的政治体制。除此以外,无论是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富勒还是新分析法学的拉兹他们所提倡的法治概念,所列举出来的"形式法治"的基本要素或原则大体相同,这也是作为衡量与评价香港法治指数的最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