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原因与防治

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防治基层数字形式主义,事关党的形象,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使数字治理与基层治理场域相匹配,避免对数字技术工具的过度依赖。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变革优势,打破数据壁垒,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打好根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顽疾的持久战

基层干部处在改革攻坚的最前沿、社会大治理格局的最末梢、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场域,基层干部的作风决定着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制约着民心向背。我们要精准把脉“笑面”官僚主义、口号式形式主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典型速成的形式主义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新变异与新样态。打好久久为功的治本组合拳: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深化“三严三实”教育、制度化落细落实基层减负、以选人用人导向治理庸官懒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与群众打交道的好作风。

公平竞争审查中形式主义的表现、成因与治理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16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在自我审查、第三方评估、存量文件清理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运行的主要环节中,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而导致了制度的实质空转和预期效能不佳。本文总结了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中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从机制设计理论的逻辑出发,分析了自我审查和第三方评估两种模式在实施中的内在矛盾。本文的分析表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正式实施,为强化反行政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有效衔接、构建信息公开和约束有力的监督评估机制、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的法律位阶,尤其是减少形式主义的发生,提供了有约束力的制度保障。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以新疆基层治理为例

整治基层形式主义是一项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当前形式主义表现主要有调查研究走过场、文山会海问题突出、一些工作浮于表面“、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其主要原因有基层赋能减负不够、基层工作统筹协调不足、部分干部对基层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干部自身能力不适以及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的影响。要提高政治觉悟,以思想深入遏制形式主义,要优化基层治理体制,健全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从体制机制上有效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难题。

论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两大观点在我国的变异

新时期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关于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观点在我国的接受中发生了较长时期的变异。20世纪8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研究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颠倒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两种变异在我国虽有一定的延续,但“翻转”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矫枉过正地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指向客观世界、以思想主题的表达为旨归。21世纪以来,两种变异仍有一定的延续,但更具影响力的是对二种变异的有力澄清。以知识学方法探究两种变异的认定、清理变异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发生的动态历程、探讨变异发生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助于观照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旅行”的在地状态,使后学者避免误导,更好地理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浅论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数字形式主义的立与破

数字技术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形式主义问题——数字形式主义。本文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将数字形式主义置于“制度—场域”的二维框架中分析,认为制度要素为数字形式主义现象的出现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复杂和不确定的场域以及数字化政府建设的情景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基层行政主体采取数字形式主义行为的动机。最后,从构建数字治理规则、转变传统政绩观念、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以及激励问责双重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数字形式主义的阻断路径,以期能够为基层减负增效创造条件。

数字形式主义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吗?——基于“结构—功能”的分析框架

治理数字形式主义已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大多研究仅延续了执政党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脉络,将深层次的原因简单罗列为技术性、体制性、前现代性和作风性等问题,聚焦于问题与现象的静态素描,遮蔽了数字形式主义发生的复杂和动态情境,难以揭示其实践逻辑。数字形式主义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它与政治层面上执政党将形式主义作为党员干部坚持党的理想、信仰与路线之对立面的情形具有质性区别。数字形式主义属于公共行政领域,是一个受规范性制约的有效性问题,也即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行政形式何以有效;回答数字行政形式何以发挥其效能,需要理解数字行政形式与有效行政的行政生态关系。

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生成及治理

基层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特征鲜明。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基本表征为,重视数字形式忽视工作效果、强调留痕漠视效率、热衷技术应用轻视人文关怀。科层制给予的压力、目标考核的推动、晋升激励的驱使、问责机制不健全的助涨,构成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有效解治基层数字形式主义,需要调正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加强数字化顶层设计消解数字贫困、完善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数字治理、健全容错机制提升基层干部数字执行力。

政府行政中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

形式主义是行政体系运行的一大顽疾。贯彻落实讲空话喊口号、推动工作重部署轻落实、调查研究走秀式表演式、服务群众不深入不用心、监督考核重痕迹轻实绩等是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组织行为学作为分析个体、群体和组织行为的科学理论,为理解和解释形式主义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从组织行为学看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个体层面的认知偏差与动机、群体行为的从众心理与服从、组织结构的僵化与制度缺陷、行政文化的形式化与功利化以及领导者的不良示范效应与影响等因素是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引导和规范领导干部行为、塑造良好的行政文化、优化和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和健全沟通机制、持续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加强问责和强化监督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可以遏制形式主义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推动行政组织健康发展。

理论的发明和语词的旅行——喜龙仁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理论

本文扬弃了以神智学信仰来阐释喜龙仁转向的单一归因论,借由喜龙仁的早期论述重新考察了其转向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过程,确证了罗杰·弗莱创设的形式主义理论对喜龙仁的深远影响。形式主义理论是弗莱为了在英国宣传和普及后印象派绘画而创设的实用性理论,这套理论在创设过程中吸收和利用了“韵”“线条”等中国画论核心概念,并在客观上提升了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地位。喜龙仁在接触到中国艺术实物前便已经通过《伯灵顿杂志》等文本媒介彻底接受了这套理论,在商业因素和个人兴趣的双重影响下,喜龙仁带着这套理论转向中国艺术研究。

论鲁迅《怀旧》的结构、手法与主题——一种形式主义解读

鲁迅的小说《怀旧》以主角一天的活动为主情节,松散地维系着“长毛”的“身份误认”与王翁的故事两个次情节。小说中夸张的比喻、从文言中挣脱的口语要素、多样的文字游戏以及荒谬的叙述逻辑等滑稽手法反复出现,一方面将小说松散的结构紧密维持在一起,另一方面不断挑战文言形式的严肃性。滑稽手法对文言束缚的突破,同样深化了小说主题:对童年时代摆脱枯燥学习尽兴玩乐的一天的回忆。

力戒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令基层不堪重负。202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若隐若现、此消彼长,某些地区甚至沉渣泛起、不减反增。

医保治理中的数智化进展与数字形式主义挑战

当前,以平台主导的医保管理与经办业务体系数智化转型已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然而在医疗保障体系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形式主义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围绕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与问题,将数字形式主义的现象表征概括为三类:基于顶层设计生态限制的向上问责、基于数字技术使用失灵的算法问责、基于平台驱动范式变革的组织问责。从学术视角批判性介入医保治理的数字形式主义演变过程,可以解构出当下平台驱动下的数字形式主义生成逻辑。透过算法想象、数字劳动、数据要素博弈等视角,可以窥见“平台驱动的政府”有广泛连接多元主体的行动趋势,但在协同治理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平台从作为“一盘棋”建设的媒介工具,到成为提升经办整体效率的技术手段,再到成为公共组织的治理过程,已经不仅仅是架构起医保治理体系的数字基础设施,还是其中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重构者。探索平台在医保管理与经办服务中的优化方案,有助于推动医保信息平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防止“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向学校蔓延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教师减负问题的建议提醒我们,要重视教师负担过重的外部问题。比如,“指尖上形式主义”当下逐步成为加重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重要原因,饱受诟病。

破与立:乡村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

作为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以技术创新、改革深化和成果共享为三大底层逻辑。然而,在日益高涨的“数字热”中,作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数字形式主义狡黠地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以更具系统性、隐蔽性的姿态滋生蔓延至乡村治理中,恶化政治生态。破解乡村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的顽疾,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务必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在瞄准“民生福祉”的靶向下厘清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与根源,提高党性觉悟、提升数字素养,监督激励并举,寻求规制路径,避免陷入“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循环博弈的窠臼,切实让农民共享更多数字红利,踏实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精神的穿梭和灵魂的往返”——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细读

走进华清的诗歌世界需要细读的方式。“生命”是华清诗歌批评的关键词,我们也不能离开“生命”这一视点来阅读和把握华清的诗。“生命”在华清诗歌中具体化为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也有带有“空间-想象”的故乡之思。华清善于在诗作中描画经典画面,通过画面的定格使刹那具有恒常之感,将日常经验转化为诗意,同时生发出哲理意味。《形式主义的花园》中,“霾”是一个富有质感的意象,带有现实的紧张感,也使诗歌在内蕴上产生张力。华清的这本诗集是时光中的逆行,读他的诗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华清诗作在整体上是其诗歌伦理的实践性表达。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形式主义批判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法哲学的批判构成其哲学革命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围绕黑格尔形式主义原则的两个层面,抓住市民社会同国家在哲学逻辑层面与社会历史中的矛盾,通过两条路径阐释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内在矛盾,揭示其理论的全部非批判性。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指出黑格尔采用一种主谓颠倒的论证逻辑推出理性国家观,其整套思辨哲学的方法未能进入定在以现实化,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造成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经验事实的批判揭露黑格尔将普遍性的国家理念下降至粗陋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中,由此导致政治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成为脱离市民社会的抽象,实则是一种保守、折中与倒退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颠倒主语和谓语,取代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立场力图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实现个体与类的统一,完成对现代国家的超越。同时这一批判也预示着马克思将走出一条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从现实的客观经济关系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全面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理论,为进一步转向市民社会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基层治理转型视角下的过程内卷与形式主义困境

形式主义已然成为基层治理之困,从基层治理转型的视角出发,探析形式主义在基层的症结及其生成机理,有助于为破解形式主义困局提供思路。后税费时期以来的基层治理转型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即治理目标“具体—宏大”转型,治理资源“汲取—分配”转型,治理方式“结果—过程”转型,治理环境“监督软化—监督强化”转型。在监督强化的环境下,余下三种转型通过三条路径导向基层治理的过程内卷。一是,监督从结果转向全过程,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痕迹主义。二是,密集资源下的分配型治理凸显了对公平性的要求,基层以程序公平替代实质不公,即以过程自我免责。三是,治理目标宏大与治理资源密集和监督强化形成一个显著的冲突结构,倒逼基层以过程为履职尽责本身,即以过程代替结果。过程内卷描述的是“基层治理在过程中空转,看不见效果却看得见忙碌”的状态,是基层治理形式主义的集中体现。

基层形式主义困局何以发生与矫治?——基于“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的解析

基层是服务群众和政策执行的终端末梢,但陷入了形式主义困局。基层形式主义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密切相关,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冲突性及其组合对应不同的政策执行样态,背后是不同的支配性因素,反映不同的形式主义表征。“行政性执行”因资源约束导致应对乏力的形式主义,“政治性执行”因权力约束导致对标对表的形式主义,“实验性执行”因信息约束导致茫然探索的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因综合约束导致互惠合谋的形式主义。根源在于“基层资源”在僵化科层制中的支撑乏力,“上级权力”在高度冲突性中的刚性运行,“基层情境”在高度模糊性中的作为驱动,“地方合作”在高模糊冲突中的不当默会。矫治基层形式主义,要夯实基层资源,适配更为务实的科层运行;调适上级权力,实施低冲突化的激励约束;解析基层情境,培育低模糊化的基层空间;规范地方合作,构建清晰协同的基层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