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通过考察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发展习惯国际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回应”并有遵循该原则的“自觉”。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在效力范围层面能约束所有国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本身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或“重申了习惯国际法”的条约规则;另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固有的特性,它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之中,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亦体现了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差异性。因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通过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来惩治国际犯罪之时,亦需证成其司法实践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它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如果超出了这一界限,则有可能招致合法性质疑,罪刑法定原则亦由此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始终。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分析——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和实质性理解出发

刑法解释中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立场之争。其中,刑法解释的主观立场和折衷立场是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理解为理论基础;而刑法解释的客观主义立场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理解的必然结论。

从形式到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性嬗递

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形式抑或实质的判断与适用揭开了学术论争的序幕,其深刻影响到刑法理念、违法论、解释论等相关刑法论题的定位与范式转换,可以说这也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论辩与交锋。在当前中国刑法语境中,坚持相对形式法治的罪刑法定原则,更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以能动司法理念践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要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理解“法律明文规定”,如何判断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立法是找法的前提,而找法能够对是否已有立法给出证明,立法和找法共同组成了定罪处刑的基础。找法不能决定立法,但是能够决定立法目的能否实现,是决定立法能否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环节。

环境监测中干扰采样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以物理方式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常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然而,此类判决存在三方面问题,即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用保护法益架空构成要件、用系统目的无法实现代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其中,对第1款中“干扰”的限制应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两方面展开。同时,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规定一致。

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新发展”

(一) 罪刑法定主义是指定罪与处刑都必须依照事先的法律明文规定,否则即是违法的、无效的。这一口号自从一八一○年在费尔巴哈(1775—1883)的刑法教科书中被使用以来,几乎被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规定在他们的刑法甚至是宪法当中,看作是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成为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解析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本体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分歧,在工具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对解释理由决定性权限的分歧。两种解释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分歧实质为两种不同的构建逻辑之分歧,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以及我国刑法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应当选择形式解释论的立场。针对工具论上的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文章指出形式解释论中文义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缺陷,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形式解释论的建议和方向。

法的形式要素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我国在刑法典中确认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应该从法哲学中找理论根据。我们通过对法的形式要素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分析 ,将法的形式合理性作为法哲学的一项原则加以提出 ,从而使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哲学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适应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迄今已经成为各国刑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典）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开启了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确立至今己整整十年，我们拟在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罪刑法定主义不宜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刑法学界在对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讨论中,有一种对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绝对肯定的倾向,并要求把它立法化,以实现“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 一、对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只能批判继承 罪刑法定主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的派生原则有:正式的法律是刑法的唯一渊源,排斥习惯法、命令和判例:禁止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刑;反对法官立法等等。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行政国家的强化、网络社会的发轫与风险社会的兴起,社会治理对刑法的倚赖日益加重。为了落实行政目的,并对新兴领域进行有效规制,刑法呈现出刑事处罚弥散化与刑罚介入早期化的特征,并开始出现过度犯罪化的倾向。立法的这一姿态也催生出司法的惯性与惰性,不少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模糊了类推与扩张解释的界限。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挑战。当下,立法应当秉持积极审慎的刑法观,及时遏制过度犯罪化的潜在趋势,并以明确性原则作为立法的旨归。司法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从而实现"立法活性、司法克制"的互补局面。针对司法解释逾越解释规则边界的现象,应当将建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提上日程,以确保司法解释始终处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资产阶级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浅析

刑法是一国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它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里,刑法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其内容与形式。由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它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对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我国的1979年通过的刑法采取了以类推制度为补充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应然的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既有消极侧面 ,又有积极侧面 ;既蕴保障价值 ,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 ,确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 :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违背了刑法谦抑精神 ,造成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 ,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中内含了消极侧面和积极侧面。这使"罪刑法定"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依附于社会保护机能。罪行说、折衷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其人权保障机能得到还正,必然延伸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