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定在对资本关系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统治性的社会总体性,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进程的起点,是资本将传统社会中的劳动生产过程和生产目的从形式上从属于自己,逐步以生产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活动中每一个环节,并且将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发展,整个从旧社会赋型中突现出来的社会定在开始从形式上对资本的从属,转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这也表现为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盘剥的转换,这示兆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胜利。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质从属——以工具和机器为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工具到机器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探析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从形式从属转变到实质从属的过程和实质。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让位于“实际从属”——以机器体系化为视角分析

机器在历史中出现,也在历史中演进。原始的手工工具是机器的初始设定,人类借助工具完成与自然的交互。随着技术应用的不断推进,工具逐渐克服自身局限,以新的形式——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式登场,并经由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通过劳动资料革命不断进行着资本塑形,促成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出现,激发出更为强劲的财富创造力。从工具到机器再到机器体系,从工具依附于人到机器与资本的联袂,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进阶,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形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工具刚刚发展为简单机器,此时资本逻辑尚未介入人的劳动过程之中,生产主体依旧是人,劳动不过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随着机器的逐步“资本化”,简单机器从原本只具有工具属性和转移固定价值功能的技术产物一跃成了一种操纵劳动者的力量,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不再直接介入生产过程,而是逐渐被纳入机器体系之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发生完全变革,“形式从属”让位于“实际从属”。

零工经济“自由”与“依附”的劳资关系生成根源探析--马克思劳动关系从属理论的启示

零工劳动中,以平台模块化用工和弹性雇佣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客观上给劳动者带来了自由空间,但与此同时,激励性工资带来的“赶工”游戏和多主体超视距监管又使得劳动者对平台的从属内在强化,劳动与资本间呈现出“自由”与“依附”二元矛盾并存的现象。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认为,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及不同类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在零工经济时代发生变化。一方面,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部分转移使得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在表面上有所减轻;另一方面,数据在平台的高度集中以及资本对数据的占有,又使得劳动者对平台的实际从属内在强化。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健康规范用工生态的打造需多主体同频共振、多机制共同发力,以形成共治共享、和谐共促的劳动关系新格局。

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及其权力向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从属形式: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形式从属是指确立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与以往相比却未发生变化;实际从属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资本建立了与自己本性相适应的特殊生产方式。形式从属确立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控制权力,实际从属确立了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控制权力,二者不单是历史延续关系,它们同时并存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劳动对资本从属的权力体系。

个体自由与集体禁锢:网约车平台的劳资关系研究

网约车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生产方式。在开展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采用扎根方法进行纵向理论生成,提炼出一个网约车平台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网约车司机行为具有非固定雇佣和工作连续性自主决策的特征,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在表面上有所弱化,劳动自由度有所提高。但同时,网约车司机行为也呈现出自我工作加压、习惯性被监督等特征,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有所加强,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被禁锢在网约车平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关系和实际从属关系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呈现出结构性的撕裂状态,而网约车司机挣扎在撕裂的劳资关系中。为重塑网约车平台劳资关系,对于使用私家车加入网约车平台的劳动者,行业管理的目标在于使其回归“共享经济”的本质。对于“平台+租车公司+司机”以及平台直接提供用车等模式中的劳资关系,应将其界定为正式的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通过规范化、法治化的行业管理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企业论

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倍受社会各方关注的重大课题。为了对企业实行改革,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微观再造”方案。但在讨论这些方案的孰是孰非问题时,人们却在如何理解企业本质的问题上遇到障碍。因为所有的企业改革方案。

从跨越资本到超越资本:现代化之中国特色的逻辑演进

思想史表明,无论以何种方式触及现代化议题,都无法绕开资本这个话题。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之中国特色也就集中“特”在同资本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可简言之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整体性的世界视野,借助主次矛盾论、过程论和阶段论等唯物辩证法,历史地具体地处理同资本的关系,开创出一条从跨越资本到占有和驾驭资本再到逐步超越资本的现代化之路。正是这种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的创造性实践为人类现代化事业注入了异于西式和苏式的中国特色内涵。

犯罪论体系的意义

德日刑法学中的"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主要源自对如下两个问题的解决:(1)超法规的违法或责任阻却事由的认可与限制;(2)为了认定针对没有责任的人也可以构成共犯,不能将责任能力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或刑法理论无需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那就不一定要采用德日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三阶层体系。而在共犯从属形式的问题上亦同。如果一个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未规定"构成性身份犯"与"加减性身份犯",那么,"统一性正犯概念"与"夸张从属形式"也是可以适用的。中国刑法学以及承担未来使命的年青一代应着眼于本国刑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来做出判断。

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若干问题探讨

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是同一范畴的问题，二者行为起因的同一性、当事人承受最终法律效果的同一性、行为模式的同一性、行为性质的同一性等决定了将它们划归为两种行为必然会造成行政立法和执法的混乱；二者是一种从属性的关系形态，以行政强制对行政处罚在实施手段上的补充、制裁量度上的补充、制裁阶段上的补充、社会效果上的补充等为证。据此作者提出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合并立法，行政强制由行政主体自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