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制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化过程,无疑包含着公共性的内容,但是这种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以及技术化、工具化追求营建出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公共性"。显然,这种"形式公共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公共性,缺少公共性的实质内涵,所以当前我国所谋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化方面照搬西方治理框架进行顶层设计,而应该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以正义的制度为保障探寻国家治理模式从"管理"走向"合作"的实质性转型,从而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价值融合,进而在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的和谐统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公共性价值诉求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包含着价值、制度、组织与机制四种要素。其中,价值赋予了整个治理体系灵魂性根基,决定了治理发展的方向、重心与次序。因此,有必要从价值维度来探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蕴含的价值诉求。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中西方国家都呈现出"国家统治/管理体系"向"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发展逻辑,而蕴含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则是一条趋向"公共性"的路径。当前,我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仅意味着我国治理制度、方式和手段的现代化变革,更昭示着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历史进程。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以价值与技术的统一为方法论前提,以"合作共治"为目标愿景,以社会公正为行动原则,进而谋求平衡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相统一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当人们使用"公共政策"一词时,表明政策是具有公共性的,但政策所具有的公共性并不是生来就有,就历史来看,公共性是工业化的产物,"公共"政策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才出现的。在工业社会中,政策的公共性是通过代议制民主与科学化路径来获得的,但是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科学化的路径最终只能使得政策实现形式上的公共性,政策中实质性的公共性却丧失了。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策系统出现了开放与包容的趋势,将会出现的现象是,大众和精英都作为行动者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在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中建构公共政策,唯有如此方能使得公共政策获得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

论公共性重建视野下的行政组织变革

在工业社会,人们建立起了官僚制组织从而实现了有效地社会控制。可见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组织,并且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形成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模式。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但无法在社会管理中保持其优势地位,反而陷入了"控制悖论"之中,遇到了合法性流失的严重危机。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深层价值分析可以发现,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形式公共性"追求是产生"控制悖论"的根源。对于官僚制组织的这一"控制悖论",通过技术的改进去加以解决已经走到了极限,因而只有根据后工业化时代的环境特征去探寻新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统一。

论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演变及辩思

公共行政的历史是一部探索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公共行政对公共性的追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代表的形式公共性追求阶段,二是新公共行政理论、黑堡学派、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民主行政理论的实质公共性追求阶段。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行政等民主行政理论,由于它们赖以实现公共性的组织基础都是官僚制组织,所以公共行政的实质公共性追求难以成为现实。服务型政府理论认为,在高度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只有变官僚制组织为合作制组织,把服务价值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价值,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达成实质公共性与形式公共性的统一。

全球治理的实质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哲学审视

在公共哲学的理论视域中,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有着明显的形式公共性的特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是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各主权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将形式公共性逐渐改造为实质公共性的过程。正是基于对公共合法性、公共合理性和公共正义性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真正“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行政公共性的生成渊流与历史反思

公共行政的自觉建构需要在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中去获得行动方案,而行政的公共性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需要规范性阐释也需要描述性考察。然而,学界关于行政公共性的生成历史尤其是演进逻辑的研究尚显不足,这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理解。通过历时性回溯分析,可以看到行政公共性经历了"共同性"形态的萌芽阶段、"形式公共性"的生成阶段和"实质公共性"的萌动阶段。未来行政模式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形式公共性的式微与实质公共性的彰显,而行政公共性的形式与实质的契合正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以民主法治发展为政治平台、以公共利益实现为逻辑主线、以行政主体的价值选择为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