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陪审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功能——以形式合理性为中心的若干思考

法治及其形式合理性有着先天的局限性 ,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各种“困难案件”。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的职能包括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贯彻社会价值观念、修正法律规则。陪审团在困难案件的审理中具有维护、修改、补充和促进形式合理性的法的作用。在法治社会中 ,法官依照形式合理性的法断案是一条准则 ,但困难案件的审理作为一种例外 ,应当有陪审团参与审判。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法律解释的难题——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的取舍

法治背景下的法官是保守主义的法官,其忠于职责,维护法律之形式合理性;同时,法官代表正义之剑,亦是实质正义的捍卫者。司法过程中,当遭遇疑难案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正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此时法官的法律解释将如何做出,并做何取舍——这常常成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难题。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试图以解答之;进而以此揭示疑难案件中法律解释和判决的特殊关联。

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一对法哲学范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法治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冲突情景下的选择模式有实质合理性优先、形式合理性优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并重三种模式。但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优先均有较多的局限性,而强调并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冲突的、对立的,但两者统一的可得性是存在的,两者统一亦具有必要性。现代法治尤其是后现代法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有效的统一工具。

法律与社会——论韦伯形式合理性法律思想

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只是一套“秩序”,一套具有某种特定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在经验上有效实施的“秩序”。他把法律分为形式合理性法律、实质合理性法律、形式不合理性法律和实质不合理性法律,并认为只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才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空间和自由。同时,他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形式合理性的,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不理性的。韦伯的法律思想是一种理想类型,脱离了社会背景,忽视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彰显的只是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形式合理性视域中的良法之应然

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是良法的基本表征。形式合理性视域内的良法应符合以下要件:植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契合社会的价值期待;对公民的合理情感予以法律的确认;在体系上具有明确性与完整和谐性。只有当法律符合这一系列要件时,才能从形式上确保自身成为良法,并实现由法定之法向现实之法的有效转换。

形式合理性与宪政

宪法的形式合理性是宪法本身规范结构与宪政运行程序的合逻辑性、透明度、可操作性判断。形式合理的宪政是通过宪法规范的至上性、宪法适用机构的中立性、宪政运行的程序性与法律技术的规范性等机制来实现的。我国宪法及宪政建设存在形式合理性方面的缺憾,这制约着宪政的实现和发展。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切入点论宪政的形式合理性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其作为众多部门法的交界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借助于刑法之力将刑法和民法、经济法、宪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因此体现出独特的宪政价值。对于裁判的尊重不仅是刑事法问题,更是关乎一国法治地位的宪政问题,为此选择形式合理性应是逻辑的必然。

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基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视角

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素有争论。本文将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认为,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公共行政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形式主义

文章提出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是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在过渡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融合,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罪刑法定、形式合理性及其代价与选择

法的形式合理性理论是西方法治文明的产物。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法逻辑的抽象形式主义和通过法来满足实质要求的需求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在刑法领域表现为罪刑法定与类推、法律职业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及犯罪形式概念与犯罪实质概念的矛盾。形式合理性与该理念具体实践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曾遭遇来自不同学派的强烈挑战。我国新刑法实施迄今,人们一改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初的狂热,转为对该原则信念上的动摇,于是,立足于我国国情作出理性判断与选择是关系到我国刑事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

论现代性背景下的法形式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产生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深受近代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哺育。其基本机理在于通过立法建构一个自治的法律体系,将司法当成是在此封闭体系内运用概念和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并以此来获致裁判结果的确定性,如此来适应人行为的目的理性化并促进资本主义自由法治国理想的形成。

公共行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兼论过渡社会形式主义及其规避

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但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这在过渡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统一,积极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重在阐明无论在立法、司法或刑事法律理念中,都要坚持形式高于实质的原则,因为我们要追求正义的结果,就必须经历正义的过程,而该正义的过程便是形式合理。

以形式合理性审视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行政组织法作为行政权如何分配的承载体遭到了长期的忽视,严重影响了我国行政法的整体发展。文章通过对于形式合理性的分析以及运用,并结合对于我国行政组织法的现状分析,得出行政组织法治原则是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最大启示。在此基础上对于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从实践层面提出合理的建议。

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的规定如何布局和表现才是合理的。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关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体系，一般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总则主要是纲要性的规范即原则，分则是具体的规范即规则，附则是一些必要的说明或其他相关规定。名称、内容和符号足法律的构成婴件。

关于我国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应具有严格的形式合理性。对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法治向理性迈进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差异在于不涉及人的主观偏好和主观性评价,与人的主观性分离,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鉴于此,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对构建我国法治社会中确保司法公正、反对专制特权、维护实体权利都可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