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红色文化视觉呈现的时代语境、文化形式及实践路径

从时代语境看,甘肃红色文化的视觉呈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文化接受方式发生改变的客观需求,是甘肃红色文化内在价值大众呈现的时代必然;从文化形式看,运用数字技术复原遗址、遗迹,还原历史事件,建立资源库是甘肃红色文化视觉呈现的主要方式;从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看,运用新媒体、视觉艺术、影视、文创产品等方式展示甘肃红色文化,是甘肃红色文化视觉呈现的主要实践路径。

花儿剧:民族文化形式与民族地域风貌结合的新兴剧种

在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文化的进程中,以“花儿”流布区为地域、文化生存根基的花儿剧的形成具有典型意义,它将民族文化形式进行了综合转化,它的典型作品也形成了反映地域文化特色、民族文化风貌的优良传统,对民族文化的积淀、集成、传承、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甘青宁花儿剧的创作遵循这一原则和特色,在反映民族传统和地域现实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实绩,这些都充分说明花儿剧是民族文化形式“花儿”与民族地域风貌相结合的综合艺术,这是符合民族戏剧和地方戏剧的发展方向及规律的。发展和培育花儿剧这一少数民族剧种对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中德英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研究

本研究从文化呈现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中德两套高中英语教材。研究发现:(1)地域国家方面,中国教材比德国教材更加重视母语文化融入,德国教材比中国教材更加重视目标语国家文化融入,且呈现更加多元的其他国家文化;(2)文化形式方面,两套教材中文化产品的占比均最高,文化实践和文化人物占比基本持平,德国教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社群均高于中国教材;(3)呈现方式方面,中国教材以隐性为主、显性为辅,注重文化理解,而德国教材显隐性呈现更加均衡,注重文化表达能力培养。

20世纪初中国小说的形式文化研究比较——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为例

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研究重心由内容向形式转变的学术背景下,陈平原与赵毅衡在各自的论著中都自觉选择从形式上切入20世纪初蜕变期的中国小说研究,同时将形式与文化相结合。文章比较发现,首先,两位学者都将研究置于以论治史的研究范式之下,他们从叙事学切入研究对象又谨防概念先行,抓取中国文学最关键的蜕变期进行分析,但赵毅衡构建的叙事理论框架更为复杂,陈平原在形式与文化的研究范式上更丰满。其次,二者都自觉将文化引入叙事学研究,赵毅衡将中国文化结构借由文类等级诠释为“金字塔式”和“并列式”,陈平原对中国文化的文类结构设想呈现一种“涟漪式”结构,赵毅衡将文化范型归纳为史传范型、自我表现范型、说教范型这三类,陈平原则将其归纳为史论传统、诗骚传统,且两位学者都从心理学、叙事学、文化学的视角出发,详细论述了文化范型,还关注到了自我表现范型或诗骚传统中表露出的伤感悲剧情调。最后,在对叙述者的具体研究上,陈平原没有将叙述者纳入专章论述是一大遗憾,赵毅衡则对叙述者进行了专章论述,将叙述者放在形式文化研究的重心,可以将之视为对陈平原形式文化研究的补充。

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

本文基于张虹和李晓楠提出的《外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对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的文化呈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地域文化呈现方面:一是教材最注重目标语国家文化和中华文化;二是教材较为注重其他国家文化,忽视国际文化的呈现。在文化形式呈现方面:一是教材以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为主的同时对文化人物也给予一定关注;二是教材中文化观念占比最小,文化社群未曾提及。在文化呈现方式方面,不同地域文化和文化形式的呈现方式不一样:一是目标语国家文化、中华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呈现方式多元,国际文化的呈现方式单一;二是文化产品、文化实践和文化人物的呈现方式多样,而文化观念仅在背景文化信息中出现。

丰富文化形象与叙述形式——对大众文化服务意识形态创新的思考

大众文化的兴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融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众化尝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和空间。文化的商品化和信息传媒化进一步使得承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以更加开放、简洁的形式融入当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在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对大众文化内容的融合与对大众文化商品形式、传播途径的借鉴,最终能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传播,以更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实现意识形态的种种功能创造条件。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化形式——艺术与科学的文化共生性与互动性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艺术与科学,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它们也有着共同点。两者都是人类创造的不同文化形式,具有共生性和互动性,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们在当下要警惕科学霸权对文化建设、发展的负面倾向。

甘肃当代戏剧对本土文化形式的利用与创新

对地域文化资源本身的艺术转化，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文化精神、审美特质乃至艺术形式的转化，都属于地域文化资源的艺术化。甘肃当代戏剧注重文化资源的内在提升，不断地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所负载的人文、地理信息，给文化资源不断赋予新的意义，这是内创新。

人文地理学实践课程教学改革初论——兼谈黄梅戏形式文化区实践教学设计

我国高校都比较重视地理科学专业的实践课程。设置实验与实践的课程集中于自然地理学和技术地理学两方面。人文地理学的特性决定了其实践教学是地理科学专业本科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实践目的与要求不同,将人文地理学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理解基本概念、掌握地理规律、培养应用能力三类。以黄梅戏形式文化区为研究对象设计了实践课程教学方案,包括实践目的、实践的意义、实践内容和要求、实践的关键环节、主要指标、数据处理、实践过程以及实践总结等。

反抗的文化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

将民族志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传统，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并非首创。恩格斯早在1844--1845年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便已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意识。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承续了这种民族志传统，而其关注点则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文化。

人追求超越的三种文化形式

艺术、宗教、哲学三种文化形式既是人追求超越的文化结果 ,又是人超越欲望的文化动力 ,艺术建立起一种不同日常经验的超越形式 ,宗教摆脱了对单纯“有”的执着 ,去拥抱“无” ,哲学超越经验、感性去追求本体和理性 ,三者都指向人的意义世界。劳动实践为人的超越创造了可能 ,人的超越本性推动了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形式文化学电影批评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画皮》之“电影重写”现象和电影批评话语之建构

中国电影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有效进路之一,在于形式文化学电影批评,由此则可同时避免电影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各自局限和盲点,亦可形成集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于一体的电影批评文本。本文以陈嘉上之《画皮》及其关联的"电影重写"现象,进行批评话语的建构和实践,提出字像式错位阅读等原创性学术论题。

中国古代哲学对合理哲学文化形式的有益探索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在哲学思想内容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哲学文化形式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概念、范畴、体系。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的"三位一体"性。这种"三位一体"性,不仅使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本身具有了辩证性,而且,也很好地满足了哲学思想内容的辩证性的要求。中国古代哲学在文化形式方面的探索,对当代的哲学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西美尔论生命与作为文化形式的货币之间的冲突

西美尔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重视我们最原初、最整体的和创造性的生命,他认为生命与其所创造出来的固化了形式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张力关系。货币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以自身的标准和规范同化了整个世界,从而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单一化和平均化等问题,使人们丧失了自身的主体精神和生命。西美尔试图用生命的自我拯救来重新获得生命与世界之间的统一关系,用生命内在之崇高及超越反抗现实中的沉沦。

流行文化形式的主动性分析

拉夫尔曾精辟地论述：“形式由内容长生，与内容统一；虽然内容占首位，但是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从不居于被动地位①。形式与内容的二元性不适用于分析文艺作品，因为这种说法将文艺作品的“灵”与“肉”相分离，背离神形兼备的基本要求。流行文化是文艺作品的上位概念，借助于各种载体表现其内容与精神，但是流行文化的内容也受动于形式发展。流行文化形式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正如卢卡契所言，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对于流行文化的历史印记是明确的形式而不是形式背后的内容，就如同人们将文学作品的历史印记铭记为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流行文化的形式具有明显的主动性，、与内容两者相互牵制，互为发展条件，以同样重要的地位推动流行文化的发展。

构建符号帝国:赵毅衡的形式-文化论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文论正在发生深刻的形式转向,赵毅衡无疑是这一转向的理论先锋。他经由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符号叙述学的研究,以"形式无边"、"说者被说"、"意不尽言"等理论话语,构筑符号帝国,构建世界化的中国学问,中国化的世界学问,以先锋的姿态带动了形式-文化论的潮流。

民族文化形式对国际汉语教师能力培养及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性

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对国际汉语教师能力培养的过程中,不能仅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形式,还要加强其对赴任国的民族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本文从民族文化的概念出发,强调兼顾本民族以及赴任国的民族文化形式,论述民族文化形式对国际汉语教师能力以及对开展汉语课堂的意义。

西藏文化产业发展中创新文化表现形式的途径研究

文化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文化的产业化发展要求将文化中无形的精神内容物质化,将文化的精神性与物质性完美地结合,并能够进行大量的复制和传播,适于在现代媒体环境下流通,由此,创新文化表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在西藏文化产业发展中,创新文化表现形式,需要将传统特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官方引导与民间创作相结合,努力打造适应现代传播体系的文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