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董健先生对戏曲的形式歧视

中国戏曲受五四以来文化激进派的理论压迫是十分沉重的。最近20来年,延续这种理论压迫,最有代表性的要推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了。在他参与主编的两本大作中,对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及其艺术成就、存在问题,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和总结。可以说,董先生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积极而又勇敢的推进者。但他的戏剧现代化理论是有缺陷的。他所勾画的中国戏剧从古代到现代的"链条"中,整个中国戏曲都是古典戏剧,一进入近现代,戏曲就在这根"链条"上断裂了,只有话剧才是现代戏剧。划分古典与现代的依据:看戏剧形式是否属于"乐"本位。他也承认20世纪中国戏剧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但他给戏曲的出路只是作为"文化遗产"而存在,作为现代戏剧的"重要资源"而存在,戏曲由于是"乐"本位,不能"活"在现代文化中。我把董先生对戏曲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意义及其成就的消极态度,称之为"形式歧视"。而且,这种形式歧视由来已久,其深层原因就是把艺术原则与生活原则等同了起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聚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198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迄今已42年,其间该公约的履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非政府组织在履行该公约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定期循环进行的审议(建设性对话)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中国内地向消歧委员会递交影子报告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了解或不支持,到现在的接受或支持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从笔者本人2006年和2014年两次亲历审议现场的经历和同事们对她们参与2023年建设性对话的描述发现,中国内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建设性对话,而且还就问题单组织或参与了与政府机构的讨论;在结论性意见公布后,及时组织并参与了针对结论性意见的研讨会;2023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进步也有问题,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人权政治化在建设性对话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中的体现。笔者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从本世纪三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报告的审议看“对妇女歧视”定义的重要意义

按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机制的规定,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分别于2006年、2014年和2023年对中国的履约报告进行了三次审议,每次审议都对中国法律中没有依据公约第一条对妇女歧视作出定义备感关切,并屡屡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简要回顾三次审议的实况并对此进行粗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履行政府妇女事业主管部门职责,将界定“歧视定义”的工作纳入妇儿工委工作议程;加强法治建设,落实国家“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法律义务;大力倡导和宣传公约,提高全民族的人权意识和人权保障水平;特别在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者中普及妇女人权意识和性别平等理念。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介

性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在维护妇女权利方面制定的最重要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书，也是第一个把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要求法律化的国际条约，它建立在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人权的原则上，被公认为国际妇女人权宣言，所以被称之为《妇女权利宪章》。

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及其完善

我国自缔结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30余年来,透过政治承诺、立法实践、采取临时特别措施、严格执法和司法等方式,在消除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平等权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公约项下缔约国义务,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执法和司法,健全监督制约、组织协调、宣传教育机制,加大暂行特别措施力度,这既是促进和改善我国妇女工作的需要,也是我国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障妇女权利的宪章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联合国有关妇女人权保护的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文件,被称为"妇女权利宪章"。这一公约旨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保障妇女各领域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本文介绍了该公约制定的历史背景,公约规定的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各领域的权利自由及缔约国的保证义务,公约的实施机制,以及国际社会对公约的签署与批准情况。本文还梳理了中国政府签署、批准该公约后,在履行公约义务中的成就与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改进措施。

尊重和保障妇女权利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纪念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诞生30年

1979年12月18日，第34届联合国大会以130票支持、0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而使联合国为妇女全面编纂国际法律标；隹的努力结出了硕果。30年来，《公约》在全世界为越来越多的政府与公众，特别是妇女组织和妇女所熟知，越来越广泛地发挥着保障妇女人权、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作用。

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看中国女性生育权利与就业权利保障

本文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文书中有关妇女生育权利和反对生育歧视的规定出发,分析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阶段妇女生育权利的实现情况,以及生育对妇女就业权利实现的影响,由此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完善“三孩生育政策”和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的建议。特别是基于作为生育主体的青年女性的视角,提出尊重和承认女性生育贡献、完善反对生育歧视和性别歧视立法、彻底改变性别刻板观念和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的建议。

中国参加《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次履约审议

5月12日,中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就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次定期报告情况接受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晓薇率领由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审议。中央政府代表团成员来自16个负责促进妇女发展与权益保障的主要部门和单位。

香港将推出连串活动宣传消除对妇女歧视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与各妇女团体在未来半年将举办连串公众教育活动，推广《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宣扬两性平等的精神和核心价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日前出席这一《公约》的公众教育活动开幕礼时表示，香港的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在2008年上升至约五成，

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基于性别而做的任何区别、排斥和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的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国在1980年与联合国签订了该项公约，作为成员国之一，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消除性别歧视，但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文化的国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女子“七出”的规定，极大地伤害了封建社会女性的权益。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三个重要法律文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79年12月18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为使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成为人权问题核心的一部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约》重申对各项基本人权、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及对男女权利平等的信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的通知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利，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遵照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等有关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制定《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简介

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2106A号决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6年3月7日开放供各国签署，1969年1月4日生效。截至2001年11月20日，缔约国为160个。中国政府于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书，并对《公约》第22条，即关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提出保留。《公约》于1982年1月28日对中国生效。

法律如何定义对妇女的歧视

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列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基本原则,但没有界定什么是"歧视"。中国批准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条就对"对妇女的歧视"作出定义,明确了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事由、行为、不利后果、因果关系、适用领域等关键要素,表明对妇女的歧视包括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制度性歧视,揭示了歧视妇女的主要根源来自私领域的歧视和结构性歧视。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歧视妇女"下定义,致使实践中难以识别歧视、预防歧视和救济歧视。为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中国法需要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要求,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基于中国实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歧视妇女作出全面定义。

国际场域的建设性对话——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59届会议观察记录

2014年10月20日至11月7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第59届会议,会议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波兰、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区）、加纳、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8个国家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的报告进行了审议。审议期间,被审查各国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

中国反女性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研究——基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

为消除世界各国存在的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中国作为相关人权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履行协定义务,建立起反女性就业歧视法律制度。但是,在女性就业保障方面仍然存在若干问题,需要在立法上完善相关制度以应对这些问题。

特殊保护势在必行,平等发展更需坚持——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国际趋势

一、保护性立法是实现劳动世界性别平等的一种惯例 女性和男性应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在就业中享有同等待遇,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原则和标准,而保护性立法是实现上述人权目标的重要手段。

“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再思考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自1988年颁布以来,在妇女权益保护和女职工劳动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原有《规定》中确立的原则和适用性受到挑战,这就为进一步修订提出了要求。为了反映这一要求,《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经过反复讨论,在其适用范围、女职工劳动保护标准、生育保险待遇、女职工劳动合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修改,在进一步保障女职工平等的就业权利、生育保障权利、健康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条例》修订草案讨论和征求意见之际,进一步对《条例》修改的原则、修改的依据、适用范围、保护程度、生育保护、以及其他应增加的内容等进行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妇女研究论丛》为了体现立法者、不同领域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对本《条例》修改的观点和看法,特别设立本专栏,邀请各方面领导和专家参与讨论,贡献智慧,推动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