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检察背景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

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大食物观背景下海洋渔业资源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充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食物观”的具体举措。目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不足,相关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观点出发,梳理了“大食物观”背景下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及其法律制度现状;分析了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构建具有独立性地位的海洋渔业法律体系,适时适事适当承认海洋渔业多元治理主体法律地位,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休渔期制度的建议。

“Z世代” 的法律观和生命观正在觉醒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3年总共有167名“0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瞩,并且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中青年人数量越来越多。随着“0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不断上升,立遗嘱正在被更多年轻群体所接纳。

哈贝马斯对韦伯形式主义法律观的批判与超越

在马克斯·韦伯的形式主义法律观视野中,法的合法性在于法律的形式本身,而哈贝马斯并不赞成对法律范式的研究简单地做“形式”与“实质”的区分。以交往理性为立足点,哈贝马斯主张建构以对话理解、协商共识为基础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

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对韦伯法律观的批判与反批判——以实质理性为视角

马克斯.韦伯对于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比较研究却给其身后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题,即他所秉持的法律观究竟是什么?哈贝马斯以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中关于“法制型支配”的相关表述为切入点,确认韦伯所持的是实证法(反自然法)的法律观,进而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观念与现实这一“外在视角”以及理性化这一“内在视角”对韦伯的法律观进行批判。然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本身即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了对上述批判的反批判。

治官·治民·治天下:《唐律》中的法律秩序观

法典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具体展现,法典内容与形制影响法律秩序观的建构,亦是“治理天下万民”概念的延伸。文章讨论《唐律》十二篇顺序展现的法律秩序观,分析其所呈现的国家统治理念。《唐律》各篇的顺序安排,可分为国家制度的运作、国力与国防安全、一般犯罪行为、司法审判四个层面,这除了体现皇权统治的轻重之分,也展现了唐代维护皇权与官民之治的特点。

“两山”理论对环境法律观的塑造

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从三阶层内涵分析,“两山”理论旨在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尽管保护优先原则实现了从政治宣传到法律规范的转化,然而保护优先原则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视角衡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容易陷入绝对优先的误区。“两山”理论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视角重新解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蕴含着系统整体的发展理念,以环境正义为衡量基础,以解释主义方法论为支撑,明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生态文明时期不仅要保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进一步推进环境法律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謇商事法律观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启示

张謇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商事法律、法令,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解析张謇商事法律观丰富内涵与创新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借鉴张謇商事法律观,从完善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参与公司治理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与构建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体系等方面推进当代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法律和老百姓的朴素正义观是一致的

我不是学法律专业出身的,可能对于案件中如何适用法律没有深刻的理解。但以普通老百姓视角来看,判断一个案件是否办得对、办得好,还是有朴素正义观和认知的。在这起江西省修水县检察院办理的离奇盗窃案中,弟弟为了借给哥哥90万元,不惜瞒着妻子捏造出家中被盗的事实,还差点误导公安机关侦查。当然,弟弟法律意识淡薄,他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从人之常情来说,弟弟因为兄弟情深愿意借一笔不菲的钱,同时也不愿意影响夫妻感情,这种做法又是能理解的。

论法律中的形式与实质

形式与实质是当前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从哲学角度看,形式与实质的对立实际上即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这样,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就转化为肯定与否定的关系。黑格尔论及此两者的关系时指出:一切否定都是自否定。因此,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即是一个自否定的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易产生的误区首先是以为实质对形式的否定是外在的否定,英美法中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理论即是典型。其次是没有认识到实质必然要以形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断追求所谓实质,其结果是陷入否定的恶无限。而真正恰当处理形式与实质的方式是把它们的关系视为形式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即高级形式通过实质这一中介否定低级形式的过程。

论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在法治化过程中的定位──兼评张保生《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

该文分析了法理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中国法治的现状，在张保生所确定的法律推理在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当今中国法律推理应该以形式推理为基本推理模式、以实质推理为辅助的观点。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我国法律义务定义观之检讨——以权利附带定义观为主线

我国传统的法律义务定义观事实上已成为人们理解法律义务的樊篱,特别是"权利附带定义观"将义务概念的阐释附着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义务研究的滞后,造成权利义务研究的失衡。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两者相辅相成,不存在主次关系,重权利,轻义务研究,权利只能是空壳。对法律义务定义观进行反思,建立独立分析框架,厘清义务概念定义中似是而非的问题,才能给出相对科学合理的定义,有利于法律义务研究的深化,法学及法制实践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民主契约法律观的“理论替换”及其实践反差

马克思恩格斯曾阐发了深刻的民主契约法律观 ,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 ,却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了“理论替换”。这种“替换” ,在实践中就加剧了权力制约的乏力和自由、权利保障的脆弱 ,有悖民主信念和法治精神 ,并对当下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努力具有严重的制约作用。因此 ,要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就必须克服这种理论“替换”及其不良实践后果 ,弘扬真正的民主契约法律精神 ,从而使法治秩序早日建立起来。

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思和实用主义法律移植观的兴起

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表征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技术主义思路,是建立在当代中国法律移植实践的反思基础之上的。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移植实践经历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移植观、"经济功利主义"的法律移植观和"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在全球化背景中,人类所共享的"普适性"价值日渐显现,法律移植问题也彻底变成了一个法律的技术性问题。在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实践中,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论人本法律观的科学含义——发展权层面的反思

学术界对人本法律观中的“人”、“本”和“人本”这三个基石范畴存在不少分歧与模糊认识。本文认为,从逻辑起点上讲,人作为人本法律观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理性人”、“社会人”和“政治人”以及“生态人”五方面的统一。从内在特质上看,人本法律观是一种理想的法律价值观而非工具论、是一种理性的法律本质论而非抽象的本原论、是一种科学的法律方法论而非简单的具体操作方法。从价值选择上说,人本法律观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发展权体现了人本法律观的主体性要求、浓缩了人本法律观的客体性特征。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论马克思法律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由是马克思的核心价值观,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马克思一生革命实践不懈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法律自由观的基本内涵有:法律是事物法理本质的反映,是自由的实现;法典就是人们自由的圣经,自由的保障依赖于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法律确定自由的界限。马克思法律自由观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实现环境法律的生态化

2007年环境保护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关键词莫过于"生态文明",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新概念,将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蔡守秋教授、徐详民教授、王曦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法与生态文明问题,他们在文中或从正确认识生态文明与环境法治建设的关系谈起,主张"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实现环境法律的生态化",或认为"应该按照能否有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来思考环境法的修改问题",或"建议新一届全国人大将制定防止资源环境领域里的‘政府失灵’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事项纳入立法计划"。本刊将这三篇文章组织在一起隆重推出,希望能对我国环境法制进程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