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

英国是一个因奉行法治主义而发达的国家 ,其当代法治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多元主张和多样性的价值诉求 ,主要有 :形式主义法治观、福利国家法治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法治观。这些法治主张虽各有其理论侧重 ,但又存在着一致的理论前提和相类似的基本问题指向。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论法治主义在日本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引进了德国式的"法治国家"理念,在"明治宪法"中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国家机构体系,并对臣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保障.由此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形式法治主义。"二战"后,新的《日本国宪法》确认了国民主权原则,不仅要求各种国家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而且规定了对国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以及对法律本身的合宪性要求,由此确立了实质法治主义。在现实中,通过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对行政正当性的要求、对行政程序的重视以及对国民权利的救济等,实质法治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日本的法治主义在对法律的违宪审查、对行政立法的控制、对行政裁量的规范、对相对人参与的保障、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等方面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课题。这些正反两方面的法治主义发展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浅谈我国政府“法治主义”的发展轨迹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政府管理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法制经历了从法律虚无主义到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逐步完成了政府法治框架的构建,基本完成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本文立足于翔实的资料积累,通过对政府法制发展思想轨道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能对现实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治理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引发对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属性问题的思考,不同的法律属性归属将导致相异的治理模式,而定性差异根源于政府不同的治理理念。政府要秉持"善治"政治道德价值,崇尚"实质法治主义"法律理念,践行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共治"的实践观。在政治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私力救济,在实践上通过制度设计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群,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讨薪事件。

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的传统治理资源与批判性借鉴——基于宋代“去官不免”制度的分析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27条初步确立了我国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的制度框架,此条排除了监察机关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定可以进行立案调查。但是立案调查的性质需要界定,立案调查后的法律责任也需要明晰。“去官不免”是中国古代官制运行保障制度体系中对于完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具有借鉴意义的制度,该制度在宋代得以成熟和完善,主要适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私权、促进司法公正等领域。“去官不免”规制蕴含的国家治理资源,启示当前要进一步明确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的内容,完善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的其他配套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立案调查与司法保障的有效衔接机制。

中国近代法治理论的形成及演变

清末法律改革全面引进西方法律,瓦解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和传统律学,中国的法律及法学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法治理论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法理学重要的学术遗产。中国近代法治理论在传统法家理论和西方现代法治理论的夹缝中艰难地形成,近代中国学者从"什么是法治"、"为什么要实行法治"及"怎样实现法治"等方面出发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治理论,并沿着不断脱离法家思想而采纳西方法治理论的方向演化,初步勾勒了中国的法治蓝图。

人民法院改革取向的审视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民法院改革,总体上潜含着对标形式主义法治司法模式的取向,其目标可概括为“让司法更像司法”。这种由内向视角导引的改革,对塑造我国司法的基础形态、完善司法的基本要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与社会需求的疏离,使司法改革的红利难以充分转化为社会的实际获得。在还原主义立场下回溯司法的基源性理论,司法是一种制度建构的产物、一种公共产品,司法应当尊重“消费者体验”。着眼于外向视角,提升司法能力亦应成为法院改革的取向之一。在今后继续深化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以影响司法能力的基本要素作为改革的着眼点,通过司法能力的提升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满足和实现社会对司法的需求,以“让司法更能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