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结构与历史编纂形式的平行纵向观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是小说的滥觞之一,它在情节剪裁,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对汉末魏晋小说多有影响。只是小说自经历了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与明代演义小说等阶段,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以至从现象上看,历史著作对它的影响似乎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两者作平行纵向的宏观考查,却发现中国古典小说不仅在汉末魏晋,即使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其情节结构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编纂形式在精神上仍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现象如果得以确认,其原因是应该全部归结为历史著作的潜在影响,抑或另有其更本质的原因,这正是本文力图探讨的问题。

字典类古文字工具书的编纂形式——兼评《古文字诂林》在体例上的创新

文章评述了大型古文字工具书《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形式 ,认为它充分继承了前人的成果 ,首创了“综合诂林型”这一类型 ,站在了字典类古文字工具书编纂的新的层面上 ,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结论的得出 ,基于对字典类古文字工具书编纂类型的总体把握 :字汇型、单项诂林型、考释型和综合诂林型。文章在对比中也对其他三种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字典编纂中同义字词系连法的巧妙运用——谈《新华字典》中的■

本文通过对○连 这一独特形式的分析介绍 ,希望辞书编纂者能注意在深层次上了解《新华字典》 ,在辞书编纂法方面有所启发。

市县志编纂若干问题的探讨

目前市县志编纂存在着内容平面化、可读性差、不符合方志文体、文字简练不够、时段混乱、内容重复过多、"述而不作"与"述而有作"关系处理不当、书写形式不统一、标点符号不科学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科学性与质量。文章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讨其解决办法。

元代档案文献编纂三题

元代建立后，其职官制度多效仿前朝，修史机构主要是翰林国史院。元代立国近百年，档案文献编纂成果颇丰。这些成果基本上可以分为辽金宋三史、实录（国史）、政书三大类。辽金宋三史都是元顺帝时编成的，《辽史》简洁，《金史》规范，《宋史》丰满，虽各有瑕疵，然在历代正史中，都各具特色。实录的编纂形式主要有皇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但史稿都已亡佚；国史即《元朝秘史》，

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刘知几总结中国史书编纂形式,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二体》)

年谱编纂法的探讨

年谱是纪传与编年相结合的一种体裁。它创始于宋,发展干元明,而兴盛于清。据一种统计,它的数量约3000余种(近2000谱主,有一谱主而多谱者)。由于它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些,编纂形式灵活些,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所以年谱之体一直沿用不衰。年谱不仅可作传记阅读,而且还可备研究人物者作资料来源之一,其成效可“补国史家乘所不备而加详焉”。近年以来为人写谱者日益增多,甚至有为生人撰谱者(如《曹禺年谱》)。各种年谱的编纂体例不尽一致,似乎也无须强求一律。因此,我不拟对已出请谱妄加雌黄,仅以我所撰《林则徐年谱》为例,略陈臆说。

英语学习词典的发展趋势

自从霍恩比开创“高阶英语学习词典”以来 ,迄今已有五部著名的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相继问世 ,这五部词典以使用者为中心 ,吸收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立足实用 ,不断创新 ,为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树立了典范。本文旨在从这五部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的新版看英语学习词典的发展趋势。

试论《宋元学案》的编辑特色

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编纂形式，其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正史中的《儒林传》《艺文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即档案、资料之意。顾名思义，

辽西夏金元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贡献

本文通过对辽西夏金元各北方少数民族王朝法制的内容和特点的分析 ,认为各少数民族政权 ,通过对内地汉族传统与当时统治经验、法律制度、法律观念的学习 ,效仿 ,创建了自己的法制 ,又结合民族的特点和习惯 ,丰富了民族法制的内容 ,不仅为中华法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因质 。

中国古代动植物工具书的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动、植物工具书的历史悠久,其所收录的内容和编纂体例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中国近代动物学、植物学辞书受到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和工具书编辑方式的影响而发生演变。但在今天中国传统的“多识之学”及其工具书仍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

清初官修类书、丛书及馆藏概述

类书、丛书是我国古代图书的两种不同编纂形式。清初大修类书、丛书 ,一方面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化典籍 ;

高悬目标 执着追求——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

白寿彝先生学术事业的高峰是他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的撰著完成。这部巨著在1999年春全书出版之时，就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此书为什么能获得学术界如此高度评价呢？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就是：内容贯通上下囊括全面，体裁形式令人一新耳目!全书贯彻了白先生“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叙述从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历史。而在编纂形式上一改以往史著的旧观，创立了“新综合体”。全书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构成，各种体裁之间互相配合，从而使丰富、详实、科学的内容与优长的编纂形式相得益彰。以往100年间，无论是通史，或是断代史、专门史著作．其体裁、体例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章节体”．人人习以为常。

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探源

早在七八十年前，王国维从“史”字的内涵和外延入手，梁启超从史官建置的时代考察，论证了我国古代史学发轫于殷周之世。同时根据司马迁有关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议论，指出那时的史官是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的。这些论述都是很正确的。

论“三通”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非同类著作,却被人们合称“三通”。至迟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命开“三通馆”,编撰“续三通”和“清三通”,所谓三通、九通之类名目,就由此入了中国目录学史,并为中国史学史所沿用。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多半是历史编纂学史,向来赋予材料的分类以过大的注意。但即使依照乾嘉以后流行的史部分类法,三通之名,也说不通。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通考》,无疑有亲缘关系。而郑樵的《通志》,则分明属纪传体通史,怎能视作杜马二书的族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