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观之“新”及其公共性意蕴

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重在文明观之“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新基色”、“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整体文明观的“新构式”、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文明观的“新底蕴”、人类命运与共的共生文明观的“新价值”。文明观之四“新”相互关联,与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旨趣相契合,存在着深层的公共性意涵,即本质性公共指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五位一体”整体协同的公共性意蕴、中华文明观蕴含的“小类”与“大类”相统一的公共性、人类文明观存在的世界性“共”的公共性。新文明观存在着重要的公共性价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公共性视界,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公共性的中国方案,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公共性新路向。

新形态文明论视域下“西方政治制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西方政治制度”的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从目前高校“西方政治制度”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情况来看,还存在“晕轮效应”、思路简单、方法单一、自信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西方政治制度”的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必须准确论述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超越性这两个主题,同时划清承认西方成就与鼓吹“西方中心论”的界限、盲目崇拜西方与文明交流对话的界限、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界限,进而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改进“西方政治制度”的课程教学。

“生态化逻辑”视域下的新形态文明构建——以“数字生态”为核心

“数字生态”关涉人类文明形态的整体价值重估与重建。营造良性数字生态必须以数字化生产、生活实践为切入点,通过对其生成机制和内在逻辑的界分,形成对西方“数字生态”诸问题的总批判:在“数字生产关系”方面,以追求垄断利润为动机的数字头部平台已突破从生产到消费的生态边界,构筑了封闭的资本生态帝国,形成对劳动的新盘剥;在“数字生活关系”方面,以追求数据挖掘的技术社会和以欲望实现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共同遮蔽了资本-技术扩张的内在生产机制;在“数据生存关系”上,基于数字身份的交往自由和透明的生存关系替代并置换了前二者(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实现了对人类从肉体到灵魂的全方位渗透。反省西方“数字生态”问题,是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数字生态文明。为此,应从生产生态化、生活生态化、治理生态化和生命有机化四个维度,积极构建生命、生活、生产为一体的生态循环的新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新形态文明贡献中国方案。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原生形态文明”中的生态和谐思想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摘录的“原生形态文明”蕴含着许多生态和谐思想。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直观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关系,依靠“生存的技术”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揭示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由人的“生存的技术”而引发的习惯性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维护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使“原生形态文明”充满活力。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生命辩证法

马克思的世界观实现了相对于旧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把价值论的维度引入世界观,从而不仅回答了“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价值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物种寻求永生的过程。于是,世界历史进程便表现为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文明形态的演进遵循辩证法原理,而人类通过文明形态的演进,展现了人类独特的生命活动形式,即生命辩证法。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形态实现了人类文明中“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辩证统一,使人类这一物种的永久生存成为可能。

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要使其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准确理解与广泛认同,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工作。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要在精准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构建、话语转换和话语传播三个向度入手,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提高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现实历史发展和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提出的时代命题与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根基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要求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规训资本逻辑的恶性竞争,引导资本有序参与市场,推动资本力量的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始终将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强化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文明新形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高扬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以此持续赋能规训资本的精神力量。

新型工业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发展和文明形态的演变和繁荣,表现为艰难地开拓畅通之途。不同文明形态间的融合畅通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更大进步。人类文明进程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多样化的文明形态如何实现相互畅通、共存共荣?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机器替代人力,创新改变世界;无论“陆权”“海权”,工业能力是实权。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学叙事原则就是:脱胎于传统工业化,又升华自传统工业化;扬弃传统工业化之弊端,又发扬传统工业化之张力。经济全球化多彩新格局的形成,可以获得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性支撑。同时,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也可以获得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更大空间和多样化体系拓展。中国新型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创造性力量,不仅创造中华文明新形态,而且促进协调解决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存共荣问题。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从经济学范式的底层逻辑说,必须从工具理性的一维执念变革为理性、文化、制度三维范式承诺,以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丰富性。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哲学基本问题

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加以反思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这是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终极性追问。与此三个问题相关的哲学反思分别形成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中的世界观问题、人类观问题和文明观问题,三者构成了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哲学基本问题。其中,“世界向何处去”是世界观问题;“人类向何处去”是人类观问题;“文明向何处去”是文明观问题。“三观”的不同决定了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不同,也给人类命运提供了不同的图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批判了唯心论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文明观,同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文明观。凭此“三观”,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做出了全新的理解:人类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通过对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建构一种普遍的生产关系,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新质生产力:破解西方文明困境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超越资本逻辑并指向未来的开创性文明形态。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推进中华文明向更高形态跃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扬弃资本逻辑并批判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优秀发展成果,创造了后发国家依靠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不断赶超的文明新形态。新质生产力是超越西方单一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可以打破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不平衡世界市场体系,突破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悖论,开启人类文明演进新征程。为此,应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力量

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史。党的领导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方向、激发动力、凝聚力量,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均衡性、主体性、民族性。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断适应人民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铸就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新辉煌。百年实践,中国共产党注重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保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方向,开创了世界文明形态的新版本。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系统性深刻思考提出的极富创见性的全新系列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扬弃和超越,对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实践、理论及发展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定性分析:演进逻辑、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定文明的真实反映与写照,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的伟大成果。目前,学术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逻辑、科学内涵以及价值意蕴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研究理论体系不够全面、研究内容不够深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及方法有待创新等问题。着眼未来,为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应着力构建全面系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研究深度,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科研究宽度。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合理性和道义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客观的、自然的、辩证历史过程,又是基于实践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中国式现代性逻辑的自我生成、确立与证成的过程。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正当性理据的探寻、辩护与有效诠释,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从立场、宗旨、逻辑和根本价值目标等方面根本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其话语表达一旦生成,就会自然地嵌入某种自主性的历史进步历程,起到其内在的规约性、引领性。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之理论纲领的确立,是典范性模式、道路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成功实践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素和基本构成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代化何以可能的价值理念纠偏与价值基础重置;二是通向人类现代化正道和文明新道的合理性价值实践和价值目标的变革;三是“现代化多元主体并生共在”视域内人类新型现代化模式及其多元差异主体并生共在场域价值塑造。这三个方面核心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性”或“现代性中国逻辑”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实质。

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学理阐释与实践要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重大文明成就和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逻辑。高校思政课是开展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需要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生动力、时代价值、现实依据和实践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能够引导大学生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形成学习和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

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涵、形成逻辑与重要意义,需要将其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语境之中,也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与理论升华,其产生的标志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相应地“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成为其核心以及主要表现形式。而新发展理念则从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维度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指引着其发展。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不仅构成其根脉和魂脉,而且为其发展成熟提供精神指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高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其先进特质并推动其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也就借助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文明”、新发展理念、“两个结合”与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出来,显示出其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的创新性、发展性、世界性及其使命追求。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发展与成熟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熟同步,也是一个与之相比更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也给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方案与方向。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政治作为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变量。论述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阐明“既有”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时代条件、运行机制、标识性内涵,阐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衰退,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发展意义。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话语逻辑的解析、批判与超越

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系统性呈现。作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政治权力是理解政治文明形态的钥匙。权力来源、授权形式、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是政治权力系统的基本话语构成,以此为视角,社会契约、选举授权、分权制衡与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契约型”话语逻辑构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本理论叙事。理论上的契约权遮蔽事实上的资本权、周期性选举积弊、分权制衡治理低效、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内生缺陷等,导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话语逻辑的理论叙事是建构技术权、双向授权与整合性权力相统一的话语逻辑。

文明形态与世界文学话语变革——梁展教授访谈录

世界文学既是作品,也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对话;既是存在,也处于不断生成之中;既是理念,也是实践。世界文学研究自20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走向研究前沿,随着全球化复杂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意义愈加凸显,由此对相关的方法论议题持续进行反思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梁展教授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他通过梳理英语、法语、德语的多语种原始文献,剖析了大量不同国别的文本与相关历史事件。他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展示了如何将文学、文化概念与范畴视为鲜活的话语实践,去揭示知识与世界之间种种的微妙关系,进而在历史和现实中追问民族、首创性、霸权、现代性等相关话语形成的过程、策略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