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五形态说”的现实含义

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应因过分强调某个国家历史的特殊性,而怀疑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坚持“五形态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根据历史实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防范错误思潮的蔓延。

“三形态说”视域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

人作为特殊的社会存在,个体通过与自然、社会的交换活动从而创造新的关系,以此实现人对物、对自身的占有。个体存在方式的呈现受到当下社会形态的制约,其在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社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人实现的自我占有程度与人的解放层次在这三种形态中呈缓慢加深趋势,从人对人的支配到物对人的支配,再到人对自身的占有,即自我实现,整个演进过程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逐渐展现的三个阶段。以当前国际社会为对象,社会则处于物对人的支配阶段,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三形态说”一脉相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才是打破当前现状,推动人的存在方式发生变革,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努力的理论基础。

从“三形态说”看马克思看待人的发展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发展为依据来对社会进行分期的方法,具有广泛的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表现在论文中的五个方面:主体性的方法,生产力的标准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的方法,个人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的类发展的无限性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三形态说”中看待人的发展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发展为依据来对社会进行分期的,具有广泛的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主体性的方法,生产力标准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的方法,个人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发展的无限性相统一的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三形态说”看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发展为依据来对社会进行分期的方法,具体表现在主体性的方法、生产力标准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的方法、个人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发展的无限性统一的方法等方面。

传承与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的另一维度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蕴涵了多层面的内容和多向度的意义,当人们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霸权性之显性内容和现实意义之时,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的另一重要维度,即意识形态的历史传承之隐性内容与其理想信仰之超越意义。从现实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处在被压抑的潜伏状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有着被消解的危险。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既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社会历史传承的思想体系,又认为是具有阶级意识的信仰体系。由此,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的时代建构,强调其中的历史传承与理想信仰,成了不可或缺的维度。

“五形态说”刍议

长期以来,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理论,不少人坚持“五形态说”这样一种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严格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依次递进的唯一的社会演进进程,并且将此理论强加在马克思的名下。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五形态说”不仅从来就不是马克思的主张,而且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性。

为“五种社会形态说”辩

几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非难，认为似乎“五形态说”“是错误的”，并且企图以所谓“三形态说”取而代之。令人不解的是，有的人竟誉为“这是一个突破，是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开展对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对“五形态说”的研究和探索，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三形态说”看马克思看待人的发展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发展为依据来对社会进行分期的学说，它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主体性的方法，生产力标准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个人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发展的无限性相统一的方法。

“两阶段论”和“五形态说”的理论缺陷

周成岗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上撰文指出: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认识上,几十年来我国社科理论界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始终把共产主义“两阶段”的理论和“五种社会形态”

历史教学应坚持“五形态说”

新版课标明确“五形态说”指导地位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学术基础。历史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避免“两张皮”现象,才能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认清历史发展的大势,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论社会形态的划分

马克思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后人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据此,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单独划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形成六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同体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演进序列。社会形态的跨越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发展,是要在新的实践中而不是回到旧的实践中去发展,补课论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根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实践两重性: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生成基点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学说的生成基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包括"实践载体"与"实践本体"的两重性,"实践载体"指个人社会历史活动的环境,"实践本体"则指个人社会历史活动的本身。马克思的"五形态说"以"实践载体"为生成基点,依托社会关系、市民社会、所有制等概念形态而逐步生成;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以"实践本体"为生成基点,依托类生活、异化劳动、人的存在方式等概念形态而逐步生成。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百余年传播和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大致经历了“五形态说”传入、“五形态说”被定为一尊、“五形态说”受到“三形态说”的强力冲击、对“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可以并存的论证等阶段。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程,跟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等人的相关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密切相关,中国的“五形态说”并非起源于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百余年传播和研究史进行回顾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明确以下努力方向:对“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式”等核心概念进行更为精细的考辨;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把握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问题的理论逻辑;认真批驳学术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深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辨析

1883年3月14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世长辞了。3月17日举行葬礼时,其亲密战友恩格斯致悼词。他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这一重大发现的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围绕“三形态说”、“五形态说”、“三形态与五形态包容说”,展开了争论。

“审美意识形态”说与新时期艺术本质研究

新时期形成的文学或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说,乃是此前早已出现的艺术审美本性说与艺术意识形态本质说两种理论倾向交汇、合流的产物。这一有关文学或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的确是新时期影响相当大的一种有关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但也仅只是新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多元并存的艺术本质理论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对它的理论价值给予不恰当的拔高甚至将其定于一尊,则无益于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

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兼评王伟光主编《中国社会形态史纲》

社会形态史极为重要,必须加强研究。《中国社会形态史纲》是多年来我国第一部关于社会形态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社会形态史教材,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对中国社会形态史做了简明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坚持了"守正创新"原则。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国一些学者否定"五形态说",否定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是奴隶制国家,即奴隶社会;应从历史发展长时段视角看社会形态的演进。坚持"五形态说"就是尊重历史客观事实,有利于深入认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