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形象”:上访事件中的故事言说

以往的信访研究偏向于分析事实本身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则,但与其他公共治理问题不同,上访事件即使事实清晰,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千差万别,由此造成上访户和政府的形象呈现往往不断变化,甚至前后矛盾。这使得相关研究很难对信访问题进行分类,只有结合"情境—叙事"分析才能形成清楚的研究路径。借助符号互动理论,本文提出"形象制造"的概念,将官民间的形象博弈放在科层制与信访制由分到合的背景下展开分析。本文发现,上访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言说过程,社会情理、信访制度和政治环境作为结构性要素被上访者和政府用于形塑信访事件中各方的"复合形象"。"形象制造"机制使得信访制度化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反而可能加重基层治理负担。

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位居全球第二,但单位国民收入在国际上却遭受着"打折"的待遇。绝大多数"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利润低且缺少话语权,因此有必要制定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是指中国作为国际市场产品或服务供给方,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乐需求方面的能力、品行等给人形成的认知、感觉等联想的总和,表现为一国经济及其产业、企业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溢价。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收益体现在企业、个人和国家国民经济等多个层面。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先决性战略包括:中国制造标准、国家质量氛围与国家质量奖、企业品牌国际声誉、产业全球典型性水平等。从中国国家的能力与温情两个维度入手,通过挖掘中国国家资产,可以促进"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提升。政府在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方面的国际营销战略包括产品国际形象展、"中国制造"营销传播、国家公众人物国货消费表率等。"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理论是对国际上传统的"原产国形象"理论或"**制造"理论的创新与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或中国经济的无形资产、影响力和软实力。

来源国刻板印象在“中国制造”海外形象中的嵌入效应及干预策略

以海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挖掘出海外消费者来源国刻板印象在“中国制造”形象中的嵌入情况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来源国刻板印象作为一种认知嵌入,可以简化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基本维度——诚意和能力,这两个维度直接影响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形象感知。此外,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形象感知还会受到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的调节影响。因此,“中国制造”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应重点从诚意和能力两大维度去改变消费者认知,同时还应该关注留学生和华侨的关系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对外宣传影响。

制造“太阳王”的光辉——从《制造路易十四》看神圣王权与民族国家的塑造

通过考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时的公众形象的制造、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详细分析了见诸于绘画、雕塑、文学、戏剧以及建筑等艺术形式中的路易十四形象,指出法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初期所形成的一个专门宣扬制造国王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的体制是如何展开王权的神圣性塑造与民族国家认同的,这一卓越的文化史研究为我们厘清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共赏与建构：康熙帝的御赐书法活动

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活动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帝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康熙帝赏赐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御书作品,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臣下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通过在教育机构、祠庙、名胜等文化场所,外交场合赏赐御书,表达对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康熙皇帝也通过书法反映其崇儒重道,以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

论袁祖志的海上吟咏

袁祖志是19世纪末上海租界洋场文人的典型代表。从1872年开始,袁祖志在《申报》上发表了大量竹枝词,以风土诗的形式不断地建构着上海都市社会景观。同时,他在租界繁华的四马路附近建造了“杨柳楼台”,不仅成为海内外文人争相拜访、吟咏的对象,甚至还成为众多洋场文人在现代都市中寻找身份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此外,袁祖志还具有鲜明的现代传播意识。他借助《申报》的媒介平台,同步宣传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的域外之行,并在诗词唱酬的过程中建构着庞大的文人交际网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祖志具有醒觉的都市意识,是现代上海都市的形象制造者(image m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