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翻译中形象变异的双重“他者”烙印——以《西游记》英德间接翻译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作为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间接翻译较少引起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在形象学理论观照下,探讨《西游记》韦利英译本及根据该译本间接翻译的德译本中女性形象的变异,剖析其生成原因。研究发现,英语中介文本对德语最终目的语文本的女性形象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过滤作用。间接翻译作品呈现的“他者”形象不是译者直接观察到的,而是被另一“他者”过滤和加工过的,打上了双重“他者”的烙印。此类研究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诗经·国风·野有死麇》英译形象变异与重构

《诗经》是汉语古诗源头,在英语国家深受汉学家青睐,其中多篇都有数个英译本,《国风·召南·野有死麇》即是极具代表性篇章,理雅各(James Legge)曾于1871年、1876年和1879年三次翻译该篇作品。其中,1876年译本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在跨语言转换中经外在符号、内涵符号和历史文化等层面重构后呈现更加浓厚的经学特征和教化功能。译本中的二者形象不仅是原文中男女主人公形象重构,也是译者语言与历史文化观重构,形象变异与重构与译者所处历史文化模式形成互动关系。

《红楼梦》翻译中的文学形象变异与创造式想象

本文根据形象学的理论探讨<红楼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问题.由于创造式想象的不可避免,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是合理的,对提高译作质量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变异应该以对原作的准确理解为前提,任何主观任意的变异都会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

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

对比和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实例,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等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从而对译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包法利夫人的形象变异论复译

《红与黑》的复译高潮曾在翻译界、评论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译本问世，翻译家、评论家以及文学爱好者的目光也开始转向了关于复译问题的探讨，翻译家许钧先生更是推出了一本《红与黑》汉译研究专著———《文字·文学·文化》，对文学名著复译引起的纷争...

颠覆与建构——对车培晶的《我的同桌是女妖》中“女妖”形象变异的分析

“女妖”是幻想文学中常出现的形象之一,透过这一形象,可以揭示出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车培晶的新作《我的同桌是女妖》中出现的新女妖形象作以分析,其对魔法世界的否定和颠覆,也预示着对人自身价值力量的一种肯定和建构,承载着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这一形象变异也为幻想文学的创造埋下了一粒新品种并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庄子》中孔子形象变异原因新探

《庄子》中的孔子有多张面孔,时而是儒家,时而是道家,时而是由儒入道,对这一现象大致有三种解说,一是"诋訾说",二是"助孔说",三是"尊孔说",这三种解说均忽视了庄子的人生理想和文本主旨,而有以儒家之功利观进行评判之嫌,因而未能揭示著者本意。本文试图从"形式即内容"这一理论视角作出新的解说,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著者对语言能否准确表达思想持怀疑态度,它是著者相对主义理论在语言观上的体现。

西西小说与“灰阑记”的人物形象变异

以"两母争子"为主题的"灰阑记"(The Circle of Chalk),可以称得上是研究跨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变异现象下的主题学研究典型样本。本文以香港作家西西《肥土镇灰阑记》,元代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为重要参照,主要探讨"灰阑记"的世界流传和社会文本解构,并重点分析西西、布莱希特笔下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指涉意义对李行道《灰阑记》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叛逆。"灰阑记"的人物形象变异具体表现为对判官形象的塑造,对"两母"寓意的拓展及其所涉及的女性问题的深化,以及对马寿郎角色的启用三大方面。

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与重塑--以《金陵十三钗》英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再现社会生活图景、反映社会风尚、表现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形象领略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文章以《金陵十三钗》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小说中形象语言在原作与译作中的表现形式,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将多数原作形象进行改写或替换,这样的做法有利于译作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的文化内涵。通过研究,认为在文学作品外译的过程中,译者在确保准确传达原作语义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原作形象文化异质性的呈现。

林译《李迫大梦》主人公形象变异探析

欧文在“Rip Van Winkle”中塑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清教的遁世者形象--瑞普,影响深远。而在林纾翻译的《李迫大梦》中,瑞普的形象发生变异,转变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遇仙访道者。文章结合形象学有关理论,从文本内部出发对原作和译作进行对比分析,探究瑞普形象在林纾译文中如何发生变异及其深层原因。

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日本文学尤其是近世和近代日本文学中,孔子的大弟子子路的形象较为引人注目。如松尾芭蕉、《太平记》和井上靖等,这些作家作品笔下的子路保持了中国历史典籍里的原貌,但是中岛敦的小说《弟子》中的子路却突显出其在日本文学圈里的变异特色。这种变异不仅根源于作家本身和当时社会的动荡,还与《史记》有着密切的文学关系,解明这一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岛敦文学的时代和历史因素,同时对把握日本文学的性质也会有些许启示作用。

身体叙事话语英译——“奶奶”形象的变异

莫言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使用了大量身体叙事话语,尤其是性爱描写来张扬蓬勃的原始生命力,呼唤富有活力的民族精神。而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性观念领域发生了巨变,这种社会环境下的英美人普遍认为"性"是为了自我的快乐和消遣。中西读者的不同心理导致原文的身体叙事话语在英译本中被过滤,主要表现为内涵的缩小和表达方式的改变,而原本依托其上的"奶奶"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异,丧失了原本的厚重感,而且负面意味被加重。

论艺术形象的结构变异

艺术形象之出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形象创造一般规律联系着的变异;艺术形象的结构性变异或创新,同样是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需遵循异变同一律。某些现代派创作所以令人感到荒怪莫名,原因之一,即在惟求“新”而背离了这一规律。

布老虎的民间艺术形象变异

布老虎憨态可掬,可爱迷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更是研究民间艺术创作特点和方法的重要途径。民间艺人巧妙地将老虎的现实形象夸张后运用到民间艺术创作中,融入人的性格和感情,达到形与神之间的完美结合。在我国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影响,逐渐丧失传统的今天,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必要从中汲取灵感,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

宗教文化与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

宗教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中俄宗教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是导致文学翻译中形象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形象变异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译者在理解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形象体系时切不可忽略俄罗斯东正教的民族文化特点,应尽量避免翻译中不合理的形象变异。同时,将合理的形象变异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以求准确传达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体系。

“借尸还魂”与形象变异——《红与黑》两中译本中德·瑞那夫人形象比较

大译家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以我的理解,傅雷并不是不想求形似,而是因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和隔膜,难以做到形似。

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妖怪形象研究

影视文化中的妖怪形象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悄然变化,尤其体现在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神仙与妖怪弥散在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在我国的传统认知中,神仙、妖怪、鬼的范畴与其他国家相比,含义各不相同。以《捉妖记》《大话西游》等影片为例,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妖怪形象的变异及其缘由。

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妖怪形象研究

近年来,随着影视文化不断发展,人们审美与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妖怪形象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已经悄然变化,尤其体现在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在中国的民间信仰里,神仙与妖怪弥散在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在我国的传统认知中,神仙、妖怪、鬼的范畴与其他国家相比,含义各不相同。本文试图以《捉妖记》《大话西游》等影片为例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影视动画中妖怪形象的变异及其缘由。

严歌苓《橙血》《无出路咖啡馆》中美国人形象分析

处于跨国文化背景下的严歌苓作为华文文学的新移民小说的新锐代表，在作品中刻画了众多华人形象和美国人形象。因为文化的“异质”性，经严歌苓创造的美国形象发生了多多少少的变异，当然同时也存在着误读和想象；严歌苓笔下的美国人多是被社会边缘化、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孤独自由的追求者、理性的实用者以及具有博大胸怀的救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