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方长城地带出土的东周时期璜形饰——兼论新月形璜形饰形制的源头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发现的东周时期璜形饰形制独特、材质多样,具有一定的文化象征作用。目前北方长城地带共出土21件东周时期璜形饰,根据形制特征可分为新月形、半环形及弧形三类。其中新月形璜形饰沿长城地带自西向东分布,在沙井文化、西园文化和玉皇庙文化中均有发现,但所显示出的象征性作用存在一定差别。此外,通过分析新月形璜形饰流布的时间及范围,认为新月形璜形饰形制的源头或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其自西向东的流布情况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浅析刘家河商墓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

刘家河商代铜器墓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一座,其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形饰不仅为系缚于织物上的装饰品之一,还是一种代表墓主人生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性器物,并具有辅助墓主人沟通人神的功能。

秦墓中出土的S形饰研究

S形饰是秦文化墓葬中独有的一种器物。通过分析已有的对S形饰各种功能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充分考虑到S形饰出土的微环境,提出S形饰是一种带饰,最普遍的使用方法是用于系结纺织物的腰带。但由于其实用性不强,到汉代后随着秦文化的消亡而消失。

东周S形饰辨析

S形饰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到秦代之后消失。从其器形、纹饰、涂锡工艺、在秦墓中所占的比例、分布的区域等方面推测,S形饰为戎人特有的器物,这支戎人与秦人交好。S形饰的结构、与长冠的拟合、出土信息等表明,其为悬挂在腰间的明器化腰带饰。

汉代戟形饰考

戟形饰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类小众珠饰品。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和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学分析,认识其造型来源与文化象征意涵。戟形饰为中外艺术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形制来源于西汉手戟式鸡鸣戟,而其代表的艺术形式可溯源到古印度佛教文化。戟形饰具有辟兵辟邪的护符含义,并与汉代五行色彩体系相结合,体现了本土民族性的文化理念。

2,4,6—三氯酚对多形饰贝的急性毒性实验

对在不同实验条件下2,4,6-三氯酚对多形饰贝的急性毒性实验进行了研究,并对采集时间的影响、个体大小的影响和试验条件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喇叭口形耳饰研究

喇叭口形耳饰是贯穿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装饰类器物,现阶段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喇叭口形耳饰相对较少,研究相对薄弱。喇叭口形耳饰最早应起源于中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经由新疆、河西走廊,沿长城沿线传播至整个北方地区。本文将梳理北方地区该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出土的喇叭口形耳饰,并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尝试探讨喇叭口形耳饰的源流问题。

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

靺鞨——渤海的鸟头形饰

在出土的靺鞨—渤海文物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金属器物,有研究者因其形制颇似鸟头形,称之为鸟头形饰,或直接称之为鹰头饰,也有人称之为十字形饰。根据墓葬中的伴出遗存推测,鸟头形饰是带饰的一种,可以悬挂于带銙的"古眼",与牌饰、铃、环等构成带饰的组合。

从帐形龛饰到帐形龛——北朝石窟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帐形纹饰进入佛教窟龛,并逐渐成为摩崖窟龛中的一类主要装饰纹样,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后, 帐形纹饰与方形龛相结合,构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帐形龛。本文通过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帐形纹饰做一梳 理、考察,并结合窟龛开凿年代探讨帐形纹饰在各时期的发展特点。

试论繁昌汤家山出土“鸟形饰”的用途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资料,对安徽繁昌县汤家山出土的"鸟形饰"的用途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鸟形饰"即钟磬乐悬梁架—"簨虡"的端饰。同时,作者还讨论了另外一种簨虡的装饰—业,并甄别出两组早年出土的相关实物。本文写作也提醒在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重视簨虡装饰的识别。

试论商时期长江中上游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方式——从三星堆出土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说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圆眼直喙歧冠或无冠的鸟形饰,可能是从长江中游输入或仿制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从长江中游到峡江地区,再到长江上游,向北至汉中盆地、关中平原,串联起这类鸟形饰向西、向西北传播的一条线路。长江中上游和汉中的这类鸟形饰以南方系尊、罍等容器为载体,关中则是在商式爵、斝上局部加入这类鸟形饰,这是在关中、汉中沟通南北的特殊位置和这一时期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作用下形成的。汉中、关中与长江上游地区同类器的背景信息显示出重要物质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社会上层的行为。

松辽盆地晚白垩世青山口组—嫩江组一段介形类壳饰、壳形类型与环境关系分析

本文在对松辽盆地晚白垩世青山口组—嫩江组一段介形类壳饰、壳形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对研究层位12种壳饰类型与9种壳形类型的介形类可能生活的环境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松辽盆地晚白垩世刺状壳饰的介形类生活的最佳环境为深湖—半深湖相环境;瘤状壳饰的介形类适宜生活于水质清、矿化度较高、pH值也较高的浅湖—半深湖相环境;深蜂孔、饰边、长瘤或隆脊壳饰的介形类生活于深湖—半深湖相环境;浅蜂孔、网状、细纹、细脊壳饰的介形类主要生活于滨浅湖相环境。三角形、长方形壳形的介形类生活于深湖—半深湖相环境;低梯形、五边形壳形的介形类部分种类生活的环境为深湖相环境,另外一些种类生活于半深湖—浅湖相环境;高梯形壳形的介形类一般适宜的环境为浅湖相环境;椭圆形壳形的介形类基本生活于滨浅湖相环境;肾形壳形的介形类一般生活于浅湖—半深湖相环境。青山口组一段的介形类群以适应深湖—半深湖相的具饰边壳饰、低五边形壳形的介形类为主;青山口组二、三段介形类的壳饰与壳形类型虽然丰富多样,但与湖泊沉积环境变化也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姚家组介形类的壳饰均以适应浅水相环境的浅蜂孔、细脊壳饰为主,壳形以椭圆形占绝对优势为特征,后期随着湖泊水深增大,出现了少量反映较深水相环境的深蜂孔壳饰与三角形和长方形壳形类型;嫩江组一段介形类的壳饰类型较少,以深蜂孔与浅蜂孔类型为主,壳形类型相对较多,椭圆形、长肾形、长方形、三角形、低梯形类型均有一定含量。

从肥袋足鬲看商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的文化互动

肥袋足鬲是商时期在北方长城地带东段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共有的一类器物。虽然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肥袋足鬲形态存在差异,但在面对商文化的扩张过程中,不同地区的肥袋足鬲消长、中断与复兴的时间却几乎相同。肥袋足鬲所体现的文化传播,反映了华北平原北缘地区与晋陕高原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互动。晚商时期使用肥袋足鬲的人群往往与佩戴卷云形金耳饰的人群在空间上重合,反映了北方长城地带东段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共性。

兔形玉件的演变

玉器上的兔题材作品可归纳为单体玉器和兔纹玉器两类,前者主要见于商周时期的片雕玉器和隋唐以后的圆雕作品,后者包括兔纹饰和宋明时期图画般效果的兔纹玉器。最早的兔纹玉器为嵌饰和佩饰,自隋代以后出现书镇、耳饰等功能。在审视这些兔纹玉器时,有必要把它们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并与其它类型的工艺品相关联,从而能比较完整地去认识这类玉器。

中国画的装饰美学

地域文化的形成,即是该地域的民族传统。中国传统绘画装饰美学的构成原理即“六法论”。发展至今的中国画其特有的构成因素是装饰中国画并使之成为完美的中国传统艺术种类,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金沙遗址出土金蛙之寓意探析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探析,金沙遗址金箔蛙形饰是古代蜀人的崇奉象征,是举行“祭蛙求雨”祭祀仪式后的珍贵遗存。

西周玉器的审美特征

西周玉器造型上仍保留了原始玉雕的特色,呈现平面化的倾向,它们以线为主,且内敛规整,尤其表现在动物型写实玉器中,成组佩玉也开始出现;纹饰上继承商代仍以阴刻线为主,但线条较商流畅婉转,一面坡纹和双勾线纹开始运用成熟,借助流畅而多变的线条表现出它的形神统一,气韵生动;风格上由祭祀型向礼仪性转化,因物赋形,因形饰纹,纹饰和造型之间搭配和谐自然,整体呈现出"错彩镂金"和"自然可爱"两种不同风格。在发展历程中,其神秘狂热、勇猛尚武的宗教文化印记逐渐被温文尔雅、中和静穆的人间礼乐文化所取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北方夏至战国时期联珠形铜饰初步研究

通过对联珠形铜饰的初步研究,我们根据其形态特征将其分为三类,各类在年代范围、分布区域、使用方式以及装饰部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经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三类分别起源于新疆中东部及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燕山以北地区和燕山以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