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视域下影人年谱编撰过程中的史料考据

作为电影微观史研究的一部分,影人年谱关注影人社会交往的纪年与纪事,突出影人个体经验在电影整体历史发展中的互动与关联。影人年谱编撰作为电影史研究“微观转向”的一种试验与探索,史料收集、考据、识读、清洗等都是极为细致的基础工作,不仅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还需要有新史观的思维,从“本体论”“功能论”研究转向“个体经验”的研究,在整体史的宏大叙述之外,重视影人个体在其中的经验。电影是电影人全部社会经验与社会实践互动的产物,为电影人修谱不仅仅是明确影人个体的活动轨迹、日常电影活动的纪事,更多的是发掘影人的所思、所想在电影生产实践中媒介化、符号化的路径。

以费穆为例谈影人年谱的编纂策略

本文主要以费穆为例,试图回答影人年谱如何编纂,尤其是如何凸显“电影特性”的问题。首先,应以影人从影经历为重心进行编写;其次,因电影乃集体完成,故需将相关的制片团队纳入年谱史料的收录范围,以此作为全面呈现影人生平之依托;再次,数字人文能为影人史料的搜集、呈现,乃至专题数据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

数字人文是数字时代面向电影研究的新视野,也是一种跟人文学科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观。影人年谱则是在创新电影史观基础上吁求中国史学传统的研究方式。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的相遇,将是一种从"人机交互"走向新的"人际交往"的中国电影研究新路径。这是算法思维之于电影史学的相互提振与重塑,通过回到影史风景、重返人文感性以及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一般规则,展开基于中国电影知识图谱的批判性建构。

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年谱是中国独有的述史体裁和治学方法。从年谱学与影人年谱的角度进入中国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在电影史研究中传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此克服当下学术领域里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弊端,而且是为了以更加勤苦、谨严的姿态和客观、翔实的方式进入中国电影的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在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和体认影人生命轨迹的过程中,为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并为重述中国电影史以及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从数字人文的起源看影人年谱与其关系

数字人文作为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愈发受学界关注。数字人文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有公认的起源,即意大利神学家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1949年利用计算机技术对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著述展开研究。在学界"重写电影史"的背景下,从数字人文的起源出发,结合思想史、科技史、电影史及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探寻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及数字人文工具之间的关系,并回溯中国历史传统,进而展望影人年谱作为中国电影史进行数字化研究的可能性。

数字人文、文化分析与中国影人年谱的可视化

数字人文与文化分析为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提供了创新路径与研究方法,即从数字历史研究视角走近数字人文,将数字人文与文化分析的关系与数字人文可视化应用于艺术史、文学史、电影史的方法。以中国影人年谱为对象的数字人文和文化分析,依托文本分析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地图、空间分析等方式进行研究,为厘清电影本体与电影史的认知,理解不同时期影人与社会、文化、消费的联结贡献基础性价值,为中国电影史论的突破、跨国的中国电影史书写以及人文艺术学科整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解架构和突破传统的研究资源。

开源基础设施、“影人个体数据库”与数字人文知识生产——基于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的考察

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为在数字时代更好地进行影人年谱的编纂提供了便利。基于该平台打造的影人年谱应当超越传统形式,实现与数字时代特征相匹配的转型,以构建“影人个体数据库”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字技术努力实现对影人的“心灵考古”。影人数据的不断丰富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介入,使我们能够从影人年谱大数据中挖掘出特定历史节点中的人物和事件,以透视其所在的时空切面乃至整体,进而刺激出新的研究生长点,在知识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拓展中国电影史,推动中国电影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而且能够参与到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实现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升级和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