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与影像赋权:新媒体时代民族志电影的机遇和挑战

影像赋权是由“福古岛”方法衍生而来的将影像拍摄的权力交给社会大众,帮助大众向决策部门反馈自身需求的一种方法。新媒体技术的日益成熟将记录、拍摄和传播的权力赋予了公众,使公众有了更多在公共场域讨论和阐发自己观点的机会和自由。新媒体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辐射面广等特征让民族志电影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考验。民族志电影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日渐活跃于各个场域,并对多个学科、多个研究方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应用性也将进一步突出和显现。合理运用新媒体技术对于推动民族志电影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村民影像的传播路径与价值书写

经过三四十年国外参与式影像的实践,以及让·鲁什“分享人类学”概念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本土的或者外来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人人都可以拿起摄像机进行拍摄。在现代生活的幻象下,村民影像的传播要在新时代浪潮中把握自身传播新路径,最大化地传递价值观念,改变其边缘化的困境,作为他者的乡村也要防范在议程设置时内容创作失焦,应从在地主位视角,用文化深描的方式进行田野考察拍摄。

闽南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民俗影像为例

闽南民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在新时期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文本到影像,闽南民俗文化的表达方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纪实到表演,闽南民俗文化经由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影视剧作品的多维表达,得到更多的传播曝光和创新运用。在影像赋能下,短视频形式开拓了主位视角的个体实践,在现代产业理念和现代审美思维影响下,依托短视频技术的应用对闽南民俗文化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化与发展,实现文化价值新的升华。

电影的艺术介入:抑郁症主体的生命故事、创伤建构与影像赋权

在艺术介入抑郁症社会议题上,电影《一念无明》独具代表性,深刻体现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如何再现、建构和参与改变社会,以及艺术介入与影像赋权的关系。影片通过讲述抑郁症的生命故事,深入挖掘抑郁症主体创伤的原因,使这一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的群体得以发声,呈现他们的生存处境,揭示社会问题。影片生产新的批判性话语,批判现代精神医学主导下的抑郁症治疗机制,以及当前社会存在的对精神疾病的支配性机制,从而为抑郁症主体讲述生命故事、融入社会的权利赋权。

影像赋权与共意动员:航天强国语境下总台航天传播研究

在航天强国的时代语境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时空维度的影像赋权,在历时和共时的全景传播与“沉浸式及第一视角”的视听传播中,将中国航天发展的磅礴画卷转化为融合媒体中的一道壮丽景观。此外,总台还积极通过多元主体协同下的全媒体互动所产生的深度体验,和个体叙事所引发的情感共鸣,在更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实现航天强国建设的共意动员。

“互联网+”时代纪录片话语重构和影像赋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纪录片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不管是从制作、传播,还是从创作、影像赋权角度来看,纪录片都正处于低迷后的蓬勃发展阶段。特别是其话语形态和影像赋权的转变,更使纪录片与时代发展潮流深度契合,从这一点进行深入研究,将对纪录片行业的长期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简单介绍"互联网+"时代纪录片的发展特点,分析其在各方面的改变,并就其话语重构与影像赋权展开探讨。

刍议“互联网+”语境下纪录片的话语重构和影像赋权

在当前的时代发展形势下,纪录片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国家政策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充分发展,这些都是促进纪录片繁荣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在"互联网+"的语境下,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了纪录片的话语重构和影像赋权,希望能对促进纪录片更好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泛景观:电影业余化的屏幕美学

视频化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大众的审美习惯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大众对世界的感知不断滑向屏幕。屏幕的广泛使用统摄了大众生活世界的叙事,还构成大众与世界之间连接的界面,并为大众认知身边的世界建立起新的框架,使现实世界借助电影的“超景观”逐步被“泛景观化”。屏幕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审美载体迅速从以图文为主转变为以智能屏幕为主,审美对象也因此从阅读图文转变为观看视频,这种转向不仅表现为景观生产的大规模业余化、泛化,而且也表现为美学趣味不断趋向于屏幕化。屏幕的背后是被影像赋能的日常生活,影像不仅成为屏幕时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形式,也成为表达自我、建立关系和认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因此,电影业余化和屏幕的普及共同构成了“全民视频”的泛景观审美现象,促使叙事视频化、生产轻装置化、界面超媒化、审美日志化等成为新的审美趋势。

“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

在藏边社会的研究途径中，影像研究是一种有独特价值的进入方法。从1900年至今，不同背景的影像作者在藏边地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记录了很多特定时空中的真实事件与历史人物。以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藏边社会的影像文本为切入点，主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观察与研究。第一个时期是1900～1949年，即清朝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的“闯入者的窥视期”；第二个时期是1950～2000年，即“国家／精英视角的审视期”；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即“藏边社会的自主表达期”。通过探讨不同时期的“藏边影像”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揭示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

ASTER数据在北方铝土矿预普查中的应用——以豫西渑池地区为例

ASTER数据的光谱和空间分辨率均具有一定优势,适合于中等比例尺的矿产预普查。为了探讨ASTER数据应用于铝土矿预普查的效果,通过对ASTER图像彩色合成、地质解译及异常信息提取,对豫西渑池地区的铝土矿进行了预普查试验。结果表明,在北方基岩裸露地区,应用ASTER数据圈定"赋矿影像单元"和提取铝土矿遥感找矿信息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从纪录片创作引发的若干思考——以《北方的纳努克》为例

纪录片通过运用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一种文化,使文化变得可视化,给人们留存"文化标本"。罗伯特·弗拉哈迪被誉为世界纪录片之父,其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被视为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中展现的诸多成功方面奠定了其成功的地位,如弗拉哈迪使用跟踪拍摄的方式,使用少量的字幕说明,拍摄后先给被拍者看,为显真实性使用"搬演"的方式以及使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等。该片的叙事风格清新紧凑、结构匀称,体现了爱斯基摩人朴素、艰苦、合作、坚韧的品格,为世界了解爱斯基摩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影视人类学视域下乡村纪实短视频研究

乡村纪实短视频正在成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虚拟田野”,移动媒介技术的影像赋权使本土文化持有者的身份由客位转向主位。本文以近年来代表性乡村纪实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呈现、书写策略、实践方向等进行分析,发现乡村纪实短视频运用纪实的创作方法,呈现了真实的乡村景观,加强了乡村文化主体性,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

对话:多重观看的意义

多重观看既包括同一场域内一个主体的观看、不同主体间的相互观看,也包括同一主体在不同时间、空间维度下的观看。掌握摄影机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观看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我看人看我”的关系,观看田野的同时,也将成为田野观看的对象。在与田野的互动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忽视拍摄对象,也不能忽视拍摄者和摄影机的在场。一般情况下拍摄者具有一定的影像权力,也会在多重观看中的场域中让渡权力,任何一种观看以及观看后影像文本的呈现,都是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在观念世界共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