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交易罪的国内立法研究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类型腐败犯罪,其犯罪客体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客观方面有两方面的行为表现,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相近的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很多方面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因此,在将影响力交易罪国内立法时应作出相应的变通规定。

影响力交易罪之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交易行为。该条是采用"刑法第388条之一"的方式进行补充的,且具有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是一个新增罪名,即影响力交易罪。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有待立法解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也应有所限制,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交易行为需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型腐败犯罪,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任何与之对应的罪名。建议在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和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以实现该罪的国内法转化。

论影响力交易罪

影响力交易罪 ,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影响力交易罪的内涵 ,可以从交易的影响力、交易的主体、交易物和交易行为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在外延上 ,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中的受贿、行贿等罪有一定重合。我国刑法应当移植影响力交易罪的概念。

影响力交易罪比较研究

为因应我国现实中复杂多样的腐败犯罪以及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制了部分影响力交易行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修七》仅设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作法,既有悖于《公约》要求和国际化趋势,也不符合我国具体情况。客观要件上,该罪乃属单一行为结构,而主观方面则为目的犯,如此理解,有助于贯彻"预防在先"的反腐败理念。相较于《公约》,该罪主体范围明显过窄。

影响力交易罪探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罪名,它具有交易主体的广泛性、交易行为的多样性、交易的双向性与惩罚的双向性、交易的隐蔽性等特征,影响力交易罪是行为犯,存在未遂状态,法人也可以构成影响力交易罪。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影响力交易罪。

影响力交易罪若干问题研究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项腐败领域中的新罪名。它具有交易主体的广泛性、交易行为的多样性、交易的双向性与惩罚的双向性、交易的隐蔽性等特征。影响力交易罪是行为犯,存在未遂状态。法人也可以构成影响力交易罪。强烈建议在刑法中规定影响力交易罪。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一个独立罪名,对于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影响力交易罪将具有非权力性影响力和借用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主体获取不正当好处的行为分别入罪,将交易物规定为"不正当好处",并将借用影响力交易的主体的犯罪实行行为规定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

影响力交易的思考

影响力交易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随着公约在我国的生效其国内化也为刑法学界所关注。影响力交易的有关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行贿和受贿犯罪中有所规定,但在受贿主体贿赂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不一致。我国不必直接引进影响力交易的规定,而只要在传统行贿受贿规定的基础上对贿赂犯罪的主体和贿赂的范围上有所调整即可。

影响力交易罪立法的模式选择

在把影响力交易罪融入我国的刑法中的探讨中,大部分学者建议对其进行限制后引进。本文以为在新的立法之前应当采用“解释完善模式”,但立法时运用“伪劣商品模式”。

影响力交易犯罪:法益的厘清与重构

作为一种新类型的犯罪,学界对于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界定依然是众说纷纭。目前通说的观点主要是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置于贿赂犯罪的法益之下进行解读,但事实上影响力交易犯罪并不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因而采用职务行为廉洁性、不可收买性、公正性的学说来界定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在说理上均存在诸多疑问。而将'职权影响力'作为影响力交易犯罪的一种独立法益,不仅可以回应其他学说的疑问,还有突出影响力交易犯罪的'交易'属性、将抽象的法益侵犯上升为具体的法益侵犯、凸显职权影响力原罪性等优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独立的'职权影响力'法益观的强调,将有助于腐败犯罪惩治拓展路径的认知,也有益于当前预防性反腐体系的构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与中国刑法的对接

中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应履行其中的“影响力交易”条款。“影响力交易”在我国《刑法》中有相关规定,但在受托人的一般与特殊、影响力的直接与间接、“给予”行为的阶段性、不正当好处与财产性利益、被利用的公职人员的处罚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均存在差异。犯罪主体不可扩大到任何人;贿赂物的内容应当为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不正当好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扩大到“间接利用”;不能将“给予”行为提前到“许诺给予”和“提议给予”,这在理论上可以被推理论证成立,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难以对此认定。

“影响力交易”——反腐新思维

第58届联大审议通过的'反腐败公约'有一些新概念新措施,应成为我们改进反腐立法的重要理念。比如,取消或废止因行贿取得的合同,受腐败行为损害的实体和个人可以提起赔偿诉讼等。对'公约'确定的腐败罪名之一的'影响力交易',我觉得真可谓一针见血。不是吗?一些贪官总为自己辩解说,人情往来,算不得什殊不知行贿人搞'感情投资',正是希望贪官遇事能'高抬贵手','影响力交易'就是这个意思!又如。

论影响力交易罪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影响力交易罪概念的内涵 ,可以从影响力、交易的主体、交易物和交易行为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在外延上 ,影响力交易罪可表现为我国刑法中的受贿、斡旋受贿、行贿及其他行为类型。由于《公约》的影响力交易罪概念与我国刑法中一些概念存在一定的重合 ,因此 ,我国刑法应在适当改造影响力交易罪概念的基础上 ,移植这一概念。

影响力交易的刑事立法思考

影响力交易行为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各缔约国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之一,该行为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有着明显不同的构成特点。立法时可以考虑保持原有的斡旋受贿和相应的行贿行为不变,将利用公职以外的影响力交易的行为规定为斡旋获利罪。

试论影响力交易罪

对于《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的规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认识不一,有观点认为该条只是扩大了原有犯罪的适用范围,有观点认为该规定是增加了新的罪名,但对罪名的确定,又存在不同理解。笔者从国际立法趋势和当前的司法实践需要出发,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的规定构成独立罪名,应确定为影响力交易罪。并结合刑法理论,从犯罪构成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影响力交易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的贯彻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8条的规定,影响力交易(Trading in influence)包括以下两种行为:(1)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

试论影响力交易罪

2009年2月28日，全圄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其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同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