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金融科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

后疫情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金融科技也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科技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深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强化非金融企业主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经营风险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2011-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本文使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研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SB)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经营风险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整体上看,通过降低非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显著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因企业所有者性质、所属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国有性质的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略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制造业的抑制作用强于非制造业。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

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不断加剧,越来越多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为追逐高收益,通过委托贷款、委托理财、民间借贷和购买各类影子信贷产品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资金。非金融企业已成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明显。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使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联动性加强。针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高维特征,本文引入最小绝对值压缩和选择算子(LASSO)方法,并将其应用到高维VAR模型中,利用滚动回归方法构建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关联网络,并从总体、行业门类与行业大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探究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及跨部门传染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行业与金融机构总体风险关联水平呈阶段性变化,且在风险集聚时期会出现显著上升;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间都存在一定的聚集效应,房地产业是非金融行业门类与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的主要路径之一;银行业系统中的重要性银行一般都是风险净溢入单位,证券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出单位,保险业一般是风险净溢入单位;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挤出实体投资,并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联动性,提高其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净溢出效应,从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应从顶层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具体而言,一是关注非金融行业的风险溢出情况,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二是加强对非金融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来自国有企业去僵尸化的证据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我国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程度仍旧较高,因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是否会受到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影响,值得研究。本文将政府隐性担保视作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构建了政府隐性担保退出影响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实物期权分析框架,并基于2015—2022年的数据,将国有非金融企业去僵尸化作为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代理变量,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会降低影子银行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存在业绩压力增加、金融投资回报降低及创新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地方国企、城市信用环境较差地区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水平较高地区,政府隐形担保退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政府隐性担保及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研究,为我国治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资源配置的视角

本文选取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参考已有研究将生产部门分为两类企业,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采用2011—2022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数据以及宏观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升,非金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投资行为将受到抑制。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金融错配进而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并且银行竞争水平提升强化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金融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

金融科技、主业投资与企业影子银行化

作为一种技术驱动型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为防范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套利、抑制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新路径。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抑制企业影子银行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凭借技术优势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解决跨平台数据共享问题,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有利于促进企业主业投资,进而抑制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在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处于金融监管较强地区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为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影子银行化——基于和讯网评级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实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会加剧影子银行化。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类别后发现,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责任、环境责任以及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加剧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而股东责任的履行会抑制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非金融企业迅速发展。研究发现,现阶段非金融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主要是通过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委托代理、民间借贷等其他金融业务方式。其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其他融资方式,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风险累积”效应、激励效应和资金分流效应,及产生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多个大股东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机制检验表明,由于协调成本的存在,导致多个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失效,增加了第一类代理问题,进而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媒体关注度较低、非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地区法律环境较差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样本组中,多个大股东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表现更明显。

社会信任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

将经理人薪酬动态激励契约机制纳入企业三期动态投融资决策模型,引入社会信任的声誉惩罚机制,利用2015~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对社会信任与企业影子银行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意愿越弱;(2)上述效应在公司治理较差、信息不透明程度较高、股权集中度较高、成长性较差的公司更为显著;(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加剧风险交互传染效应和稳定外部投资者情绪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出于维护控制权利益和规避追加保证金压力的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价下行压力的增加和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均会强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负向关系。以上主要结论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等方法检验后仍显著成立。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可为缩小实体企业影子银行规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一定的启示。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实体企业影子银行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可以识别这一经济后果并仅对实体企业过度影子银行化发挥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负向影响在产权性质为国有、股权激励强度较大、聘请“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渠道测试显示,降低代理成本,无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还是第二类代理成本,都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作用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稳定

伴随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非金融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新的参与主体。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行为对房地产价格和金融稳定有何影响?运用2007—2019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有利于我国金融稳定,但长期会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非金融企业的再放贷行为会使大量资本集聚在房地产行业,从而使房价居高不下,进一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应加强日常监管,引导影子银行适度发展,把控其资金流向,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影子银行化对非金融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来自信贷配给视角的证据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将资源投入影子银行业务,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已经成为当前的特征性事实。文章旨在从信贷配给的角度探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如何影响其主业业绩,并加剧其经营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影子银行化可能会损害非金融企业的主业业绩,且这种损害效应具有跨期作用;信贷配给不均衡则会加剧影子银行化对非金融企业主业业绩的损害效应,进而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和流动性水平是影子银行化损害非金融企业主业业绩的中介因素。文章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问题的成因及其微观经济后果,以期为我国抑制经济虚拟化、金融市场改革及影子银行监管等问题提供政策参考。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研究

实体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会加剧自身风险,还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的较大持股方,会抑制企业参与该活动还是会与企业合谋而参与该高风险业务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研究了中国 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与机构投资者持股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程度越高。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结论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依然成立,然而在国有企业中则表现为不显著关系。

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影子银行化企业部门引入DSGE模型,动态模拟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渠道影响的存在性及其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信贷供给和信贷条件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它有利于解决融资难问题,但不利于解决融资贵问题。这意味着,虽然当前企业影子银行化仍存在监管滞后和发展不透明等问题,但不应否定其积极作用而强行抑制其发展,正确的做法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积极调控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及其信贷去向。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会加剧违约风险吗?

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且实体经济下行的现阶段,实体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大量的实体企业减少主业投资,反而将资本投入影子银行业务充当类银行信用中介,参与资金空转套利。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会增加违约风险,并通过加剧现金流风险对违约风险产生影响。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国有、中西部、外部监管环境较弱以及处在经济收缩期的实体企业,其影子银行化对违约风险的影响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有益于管理层合理优化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和现金管理机制,为经济新常态下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