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生态保护适用地役权制度探索

在集体林地生态保护中构建环境保护地役权制度,对森林资源本身及其生态效益的地位予以明晰,使国家实际控制意义上占有林地,有助于实现森林资源集中管护之目标。本文以浙江省地方实践出发,探讨以往集体林地改革中全然倚赖私法限制手段或纯粹采取公法手段的弊端,引出集体林地生态保护中被忽略的公私法结合向度的特有优势,阐述环境保护地役权制度有效克服传统财产限制工具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抵牾等弊端的特属适配性,为南方集体林区的公益林和森林公园保护性立法提供浙江视角和经验。

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实践探索与构建思路——基于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保护地役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管理制度能够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极为重要。文章通过对域外保护地役权制度实践及我国制度探索的分析,提出我国保护地役权制度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构建思路:①界定供役地人与保护地役权人的范围;②拓展供役地的标准;③明确保护地役权制度主体的权利义务构成;④规范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变动;⑤依照国家公园划分的不同功能区类型分情况适用保护地役权制度。

生态文明立法下保护地役权的现状及规范构造

保护地役权由国外经验引入,在国家公园试点中逐渐成为兼具本土化探索的新兴土地权属管理制度。但基于公私属性争论,保护地役权的规范路径存在众多争论,尚未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式确立。考虑到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保护地役权制度应尽快于法有据。基于此,通过分析保护地役权制度属性,对比民法与环境法两条入法路径,结合生态文明立法进程探讨保护地役权规范构造的更优选择。分析得出在环境法中另起炉灶路径较为适宜,建议在先行出台的《国家公园法》中设定具体规则,后考虑在《自然保护地法》与《生态环境法典》中予以原则性纳入,最后将细化规定空间留给专类保护地法。

保护地役权制度的本土化构建——以国家公园内集体土地权利限制方式为视角

国家公园园区内土地属性复杂,集体土地占比较高,给国家公园推进“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占主体地位”的进程造成了阻碍。保护地役权是一种特殊的地役权,能够丰富国家公园园区内集体土地权利限制的方式,且符合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要求,引入到国家公园制度中在理论基础和功能效果上均具有正当性。总结域内外实践经验,保护地役权应当是一种混合权利,兼具公法私法要素,最能发挥制度优势。与《民法典》中规定的传统地役权相比在目的和内容上存在本质的区别,不能被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未来应当采取体系立法模式,在《自然资源法》中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再通过单行法规定具体的制度。就国家公园体制来说,应当从保护地役权的静态构造(包括主体、客体、权利义务)以及运行机制(包括权利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上构建本土化的保护地役权制度,使实践中引入保护地役权制度促进国家公园建设有法可依。

论我国役权制度的完善——以民法典编纂为视角

我国《物权法》第十四章共14个条文规定了地役权制度,意义重大、深远,但条文间不无抵牾,且适用范围仅限于土地的利用关系,远不足以应对实际的需要。为适应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提高土地及其上建构物的利用效益,增强海域立体分层的使用价值,我国实有必要在民法典编纂之际,修改现行法关于地役权的规定,使其变革和演化为将供、需役客体扩张至土地及其上的建构物、海域和空间的不动产役权制度。同时,基于现代城市规划与城镇社区开发过程中良好风貌和格局之形成的需要、土地利用已从平面向空间发展的现状以及合理限制营业竞争方式的多元化趋势,我国应考虑创设不动产役权的特殊次类型,即自己不动产役权、空间役权和营业禁止役权,以完善现行法上的役权制度。

地役权的现代化

地役权为一种重要之用益物权,因应地役权之现代化,我国台湾地区本次"民法"物权编修正,研议就地役权之适用范围予以扩大,将传统仅适用于土地及土地所有权人之地役权扩及至其他不动产和不动产用益权人,将"地役权"概念修正为"不动产役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之逻辑重构--基于不动产役权的理论供给

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理论界呈现出多种解释路径。具有成员权属性的宅基地资格权和财产权的体系交叉难以完成宅基地上财产权益链条的进一步延伸。次级用益物权不仅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突破我国基本物权体系,而且其生成所依赖的“权能分离”理论存在内生性矛盾。宅基地法定租赁权作为房屋所有权的基地权源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境,无法避免债权的不稳定性弊端。宅基地资格权、次级用益物权、宅基地法定租赁权等难以为流转的房屋提供正当的土地权源。不动产役权理论在维持宅基地性质不变、不突破物权体系的基础上很好地诠释了社会主体的房屋所有权与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之间的物权关系。地上权、法定租赁权本质为房屋所有权人对宅基地的“人役性”利用权,而不动产役权致力于厘清房屋对宅基地的利用关系,本质为房屋对土地的“地役性”利用权。在不动产役权理论的指引下,房屋所有权人及房屋所有权关系的变动不影响宅基地上权利结构的稳定性。基于我国宅基地的特殊情形,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导致:若要实现社会主体对宅基地的利用必然涉及对房屋及宅基地主体异化的制度规范,即“房地分离”原则的适用。不动产役权以地役权客体扩张为逻辑起点,意在调整“不动产对不动产”的利用关系,具有主客体属物的特性,权利调整范围包括“土地对土地的利用”“建筑物对土地的利用”等多种不动产间供役和需役的相互关系。当对地役权客体范围及供役不动产权利人范围进行扩张、“房地分离”原则得以适用、“穷尽供役地用益”困境被化解时,不动产役权理论塑造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役权”的权利架构,权利主体分别为农民集体、农民以及社会主体。宅基地役权的供役不动产为宅基地,需役不动产为房屋,农民以用益的宅基地为社会主体的房屋提供相应的宅基地役权。主客体属物的特征将宅基地上权利关系由“人对物”的利用转变为“物对物”的利用。该分置结构在保障农民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有利于促进农民房屋财产权的高效流转,同时为社会主体取得的房屋所有权提供稳定妥适的基地役权。立法应置重于宅基地役权的规则设计、宅基地资格权的体系正位、宅基地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制度完善,以此构建权利协同发展下的入法路径。

生态地役权探究

生态地役权是指为某种环境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它是保护环境的一种方式,是保护环境权利的一种物权制度安排,它是对传统地段权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环境问题凸显的时代,生态地役权制度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运用,其大致分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地役权、环境享用地役权以及环境保护地役权,生态地役权在法律生态化的时代很有深究的必要。

环境地役权探究

环境地役权是指为某种环境利益而利用他人土地的权利,它是保护环境的一种方式,是保护环境权利的一种物权制度安排,它是对传统地役权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环境问题凸显的时代,环境地役权制度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了很多创新性的运用,其大致分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地役权、环境享用地役权以及环境保护地役权,环境地役权在法律生态化的时代很有深究的必要。

国内保护地役权研究评述:内涵阐释、作用机理与实践初探

研究目的:从内涵阐释、作用机理与实践探索等方面系统梳理当前国内有关保护地役权的研究成果,探讨未来研究方向与趋势。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归纳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保护地役权在法权性质上兼有公私属性,其通过调节私法利益与外部性内部化实现公益与私益的有效平衡。当前国内有关保护地役权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且就其入法路径尚有争论,相应的实践应用则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规范的实证研究体系。研究结论: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现实背景下,引入保护地役权制度可推动实现人地关系平衡,未来在实践推广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开展保护地役权的参与互动研究与效果评估,进而探讨保护地役权的制度构建,研究法律调整的路径及其与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

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国际经验启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存在人地关系矛盾突出、专项财政资金不足以及流转补偿标准较低等现实困境。而保护地役权作为一种相对灵活的制度设计,可以同时兼顾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科学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公园的管理需求。通过对法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相关地役权制度实践进行比较考察得出我国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制度建构可资借鉴的经验:通过立法明确保护地役权的基本内容、加强保护地役权相关立法的衔接、实现保护地役权协议内容的相对统一、强化对保护地役权实施的全方位监管。

公共役权视角下耕地管制的法权基础与制度完善

研究目的:探究耕地保护中公权力对土地权利进行限制的法权基础与耕地保护立法中完善公权管制的路径。研究方法:演绎推理。研究结果:公共役权构成耕地管制的权力依据,亦为土地权利人因受此种限制而获得相应补偿提供支撑。耕地上负担由土地物权和公共役权组成的公私二元权利(力)结构。当前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存在管制目的的片面性、管制方式的单一性和管制链条的残缺性等问题,急需在耕地保护相关立法中予以完善。研究结论:耕地保护立法应遵循公共役权的法权逻辑,平衡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将管制对象由耕地用途扩及质量,明确管制的边界,由单一管制转向激励性管制,建立公平合理的耕地保护补偿原则和灵活多元的补偿方式,完善管制链条。

现代俄罗斯法上的公共地役权制度

俄罗斯法上的地役权制度由私人地役权制度和公共地役权制度构成。私人地役权为解决私人之间的土地利用而设,而公共地役权则是为了解决不特定的人群为使用特定的私人土地而设。为了过滤和平衡土地所有权人与土地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供役地权利人的利益,俄罗斯土地法规定了通过立法方式设立公共地役权的程序;同时,强调必须进行公众听证,并赋予了供役地所有权人的多项救济权利。

美国保护地役权实践经验及启示

保护地役权作为一项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且实践探索不断出现。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实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其经验与得失可以为中国保护地役权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启示。本文通过对保护地役权与地役权的区别,保护地役权与发展权、生态补偿等其他制度工具的比较,厘清保护地役权在产权属性、实施目的、参与主体等方面的特征。同时,本文对美国保护地役权的法律基础、价值评估机制、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与关系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美国保护地役权已经有了完善的配套立法,明确了保护地役权转移前后土地产权束的变化,与发展权转移、生态补偿等手段做出了严格的区分;并且基于公平市场价格建立了保护地役权估价方法,用税收优惠来鼓励土地所有者捐赠保护地役权。此外,美国的保护地役权仍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公平与激励难平衡等问题。美国保护地役权的案例与经验可以为中国保护地役权改革与实践中的制度、组织建设与政策工具等提供参考与经验。

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管理和评估技术体系构建研究

当前,自然保护地全民所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属并存的现象较为普遍,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何妥善处理社区居民权益与自然保护二者关系是国家公园高水平保护面临的挑战。在总结与提炼钱江源国家公园创建区保护地役权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探索、构建国家公园保护地役权管理和评估技术体系。该体系在管理层面涉及管理流程、方案编制、调查核实、供役地授权文件形成、合同签订、管理制度建设等环节;在评估技术层面涉及评估对象、内容与类型、评估流程、数据获取,以及合同履行情况、集体林地与农村承包土地保护地役权资产和生态效益评估等内容。该体系建设提供了以集体土地为主的国家公园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统一保护、统一管理的实操性规则,对高质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不动产役权构造论——以地役权意涵为基础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不断发展,经济的日益增长,以土地利用关系为限的地役权制度,愈发难以满足资源利用的多样化需求。不动产役权应当在地役权的基础上发轫,其客体应当扩张至海域、空间、与土地分离的其他自然资源及其他不动产,其权利设立人应当扩张至土地所有权人、他物权人。同时,基于城市规划上实务的需要,我国应当构造自己不动产役权制度,逐步强化役权的功用并扩大适用范围,构造出更容易理解的现代役权模式,从而满足不动产之间多样化的利用需求。

保护地役权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适用途径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应占主体地位”,故作为我国最主要自然资源的土地其全民所有部分应占主体地位。源起于美国设立的保护地役权相较于征收、租赁、赎买等现有土地流转方式具有成本低、稳定性强等优势,应当在拟出台的《国家公园法》中予以规定。细化保护地役权静态设置和动态运行机制,完善配套机制,以期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可能思路。

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地役权制度的应用和启示

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制度在不触及土地权属的前提下,限制部分使用权并给予相对应的经济补偿,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尊重了私人需求,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权责平衡,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对我国建立保护地役权制度的建议:(一)建立配套法律法规,赋予保护地役权合法身份;(二)拓宽补偿和激励渠道;(三)明确地役权管理部门,鼓励民间力量参与。

我国地役权疑难问题研究

地役权是最古老的物权制度,其产生甚至要早于所有权。我国物权法地役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出现了交叉区间,但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只是地役权中的空间性地役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有一定重合;同时应建立新型不动产役权制度,使其涵盖海域役权,克服地役权制度的不足,并对现行的地役权制度进行扩展,创设新型的不动产役权;供役不动产人应包括不动产的一切物权利用人,需役不动产主体则不宜作任何限制,即我国应建立不动产使用权人自役权制度;无论地役权的期限如何约定,地役权也只能在该期限内存续,同时应当肯定地役权费用登记对抗的效力,但也应当考虑客观情况的变化。

公共役权在我国土地空间开发中的运用:理论与实践

空间役权作为一种有偿且非独占利用土地空间的私法工具,是土地空间开发利用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又分为约定有偿的空间役权与法定有偿的公共役权。公共役权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公共役权必须符合满足公共利益的目的,根据利用人的请求在供役地上强制设立役权,使供役地权利人容忍某种不利益或负担。公共役权一般基于合同、判决或行政许可设立,类型法定,基于利益均衡考量,供役地权利人可以获得合理对价或补偿。我国在地下油气管道设施、地下轨道交通设施、矿业用地、电网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公共役权实践经验。公共役权并非单纯的私法工具,体现了国家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进行多重控制以及城市规划等公法手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