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兄弟役法改革异同论

随着北宋“元祐更化”的推进,熙宁变法的成果被一一断送。元祐初,围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之争日趋激烈,并因此引发了持续至北宋灭亡的党派纷争,对一代王朝的兴衰和众多士大夫的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场役法之争中,苏轼兄弟的立场观点由相异到趋同,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分析变化的过程和其中的原因,使我们对这场纷争的要害和实质,对苏轼兄弟的政治品质和人格操守,都会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北宋衙前重难与役法改革

北宋衙前“役重破产”是衙前役法问题的真实写照,由此开展的衙前役法改革,是北宋役法改革的核心内容。衙前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衙前应役者没有经营官场生态的经验,但北宋政府初步拟定的役法改革目标是实现应役人的公平性,以及保有乡村社会的发展动力。衙前役法改革主要围绕户等问题展开,先是宋仁宗朝尝试韩琦的衙前新法及韩绛的“五则衙前法”,继而废除里正衙前,轮差乡户衙前,只是优化了应役衙前的公平性,直到神宗朝推行免役法才真正考虑应役者的意愿或担负衙前重难的能力,而元祐初年废除免役钱后衙前“雇募”改“招募”,衙前役法问题又集中体现在酬偿经费不足上。役法改革中户等争议的内涵,表面反映出“等第定差”向“等第输钱”的转变,事实上却折射出役法改革的官本位意旨,解决役法问题的主旨是谋求更多利益。北宋衙前役法改革勾勒出衙前役从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变的理路,基本体现了北宋役法改革乃至差、募役法更迭的实态。

北宋衙前役法考论

北宋衙前役法中的"长名衙前"并非"投名衙前",前者是一种衙前称谓,后者是一种应役方式,长名衙前多由乡户投充。衙前投名与否和役法性质并无关系,"长名衙前"和"投名衙前"均具有同一的自愿性。元祐元年司马光主持恢复差役法,虽云规避诸路疑惑而改衙前"雇募"为"招募",并不能遮蔽执政者回避免役法的事实。文献中常见的"助役"与"免役",虽指熙宁役法变革中前后两种近似的役法,但却遭遇两种不同的时代境遇。熙宁四年由"助役"改为"免役",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明晰了役户的责任属性,应役者出钱雇募实现应役身份转移,或代役者角色的法理化,当是北宋役法演变过程中一抹浓彩。北宋衙前役法屡改屡变,甚至牵涉整个时代的役法变革,其主要原因是衙前经历重难后往往赔费,轮差衙前难免造成乡村形势户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是决定衙前役法更革的关键,能否从物质方面激励应募者或代役者,是否从社会角色转移方面解决应役身份转移,才是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役法问题的关键。

《明史·食货志》所载提编均徭诸问题探析

《明史·食货志》对明代的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记载,为梳理明代役法的流变提供了重要史料。均徭法是明代中后期役法改革的重要一环,提编则是对均徭法中的银、力二差通过里甲的形式重新编排,再对其进行征发的一种加派形式。提编最初用于北方的边费,之后与嘉靖年间的抗倭军费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提编不仅仅局限在抗倭经费之中,还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建设、宗室俸禄的发放等;提编在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区主要是用于平倭经费、军饷等军事行动,而在河南、河北、陕西、陕西、顺天府等内陆地区征发的提编主要用于边费或者发放宗室俸禄等。倭患平定之后,提编并未就此废行,反而成为地方日常开支的一部分,用于赈济灾害等。提编的实行推动了海防、边防的建设,保证了国家安全,但是提编的大量征发加剧了人民的负担,造成大量的逋欠,进一步加快了明代中后期以赋役折银为主要形式的赋役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