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的视觉转向及其三副面孔——基于彼得·比格尔、克雷格·欧文斯和本雅明·布赫洛批评本文的考察

本雅明曾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讽喻概念,经过诸多学者的阐释后,在后现代艺术批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和发挥。彼得·比格尔在1974年的《前卫理论》中,开始把讽喻概念用来解释前卫艺术的美学特征,在接下来的十年,讽喻成为后现代艺术批评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本雅明讽喻理论的视觉艺术转向过程,其中本雅明的理论也被后现代化了。彼得·比格尔建立了讽喻与蒙太奇之间的联系,建立了讽喻的视觉化和前卫艺术面孔;克雷格·欧文斯通过杂糅本雅明、保罗·德曼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建立起讽喻的解构主义面孔,并指出所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即是讽喻;本雅明·布赫洛将讽喻概念与本雅明后期思想进行关联,对此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塑造了讽喻的政治化面孔。无论是欧文斯还是布赫洛,他们二人对讽喻的阐释最终都落实到对美国“图像一代”作品的阐释之中。讽喻成为确保“图像一代”作品具有文化意义的核心概念。

“前卫”的生成与延续--兼论格林伯格、比格尔的前卫理论辨析

本文将回顾“前卫”语汇的生成,聚焦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前卫理论[1]——分别来自美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德国哲学家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他们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前卫”内涵的演变。本文尝试从二人的理论中寻找线索,结合最新的前卫艺术理论勾勒当代前卫艺术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