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补偿安置协议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核心提示本文以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中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有关条款作为分析对象,围绕谁来签、与谁签、签多少、怎么签、不签怎么办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重点问题,从合法性、可操作性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对进一步完善细化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协议签订工作提出了建议。

政府可否单方面变更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

2011年,A县政府实施某处土地征收。张某在征地范围内有两处非住宅房屋(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300平方米)。2011年10月,A县政府与张某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对张某分别安置两套商服房屋(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300平方米),同月张某交出原房屋。2016年5月,A县政府变更协议,在约定安置的路段为张某安置900平方米商服房屋一套。张某不同意两套商服房屋合成一套安置,未接收该安置房。A县政府表示,新安置的一套房屋与原协议约定安置的两套房屋,地段一致、面积相等,不再另行安置。张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A县政府变更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并按原协议约定安置两套商服房屋。法院应如何判决?

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前置及其效力扩张的制度风险与因应解决方案

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前置于征收申请环节,并将其效力扩张到对能否启动征收权予以约束,这一改革旨在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各项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合法权益,但也意外导致土地征收向国家购买的混同和异化,原本公权性质的征收权在正式的法律制度上遂演变成“协议征收”。征收权的公权性质之混同和异化将加大征收实务中“小群体抱团”“钉子户”和地方政府“逼上梁山”等制度风险。因应解决征收权的公权性质之混同和异化所导致的制度风险,应当沿着疏解征收权的非公益性职能的思路,让公益性职能归公权、非公益性职能归市场,推动强化公益性征收的公权性质、建立国家购买集体土地制度和实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三位一体”改革。引入强制缔约制度是在新法确立的补偿安置协议前置框架下强化征收权的公权性质的可能选择,允许国家购买集体土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则是让征收权退出非公共利益领域的两项补位性制度安排。

集体土地征收的行政自制实践机制:现状考察与完善路径

根据行政自制理论,在集体土地征收领域,行政系统通过内部审批、外部协商、专门督察三个方面形成该理论的实践机制,即土地征收审批程序、非强制性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以及专门机关的土地督察。上述三种行政自制实践机制尚不成熟,存在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内部控权制度闭环自封、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缺少实质协商空间以及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内部监督功能受限等问题。需从优化土地征收审批程序的组织结构与征收主体参与机制、恢复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非强制优势以及加强国家土地督察程序法制化与督察能力建设等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对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权力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