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以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为视角

土地征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财产利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土地征收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土地征收应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供给,以规范和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严格规范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行为,建立腾退宅基地反悔期制度,构建股权化补偿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宅基地征收向宅基地收回的“逃逸”及其规制

实践中存在宅基地征收向村集体强制收回宅基地使用权逃逸的现象,并呈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向村集体基于乡村公益的宅基地收回逃逸,二是向基于村民自治的宅基地收回“逃逸”。此类“逃逸”行为规避了征收法的适用,侵害了农民权益。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强制收回事由、程序、补偿和救济措施规定存在缺漏,人民法院对村民自治决议司法审查较为困难,形成了宅基地征收和宅基地收回之间的制度落差。应当从收回事由、程序、补偿等方面严格规制村集体的宅基地强制收回权,并通过明确村民自治的权限范围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预防强制收回行为借村民自治之名遁入法治真空。建议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等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分析与评价

海域使用金征收是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和地方通过制定标准来实施有偿使用征收。2002年以来,海域使用金年度征收金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国家制定的新版征收标准较前一版有所提高,其中填海最为明显,反映出国家严格管控围填海的要求。地方制定的征收标准存在地域性差异,制定时应考虑与周边省份标准相衔接。市场化出让方式能获得更多的海域使用金收益,有利于保障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建议从完善海域使用金动态调整机制、修订相关标准规范、出台立体分层设权项目海域使用金征收办法、健全市场化出让制度等4个方面健全海域有偿使用制度。

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问题研究

201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原则和补偿方式,但是没有明确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目前只有部分省市对此进行了细化。但是这些地方立法存在立法权限不足、补偿对象认定标准混乱以及补偿标准不尽合理的问题,有待制定行政法规,统一补偿对象以及补偿标准的计算方式等。原则上安置补偿对象以法律界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限。安置房补偿应以一户一宅限定的合法宅基地面积认定为前提,同时确定一户内人均安置房面积的最低和最高标准,以保障被补偿人的居住条件。货币补偿标准应当坚持市场评估导向,保障房屋权利人的财产权。

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难题及其治理对策

对当前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中地方政府失信问题的成因进行研究,对规范安置房回迁、保障被征收户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经常成为失信一方的根源,除治理能力的因素外,土地房屋征收制度及相关政策不适应也是重要原因。在研究治理对策时,一方面要完善征收安置工作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实事求是完善征收安置的相关法规和制度。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收利益博弈困局的破解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多方利益主体博弈问题日益凸显。农村土地征收利益的博弈主体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用地单位、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之间。控权失衡、分权失位、保权失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征收利益博弈困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故此,需要以控权、分权、保权为着力点寻求破解困局的法律应对之策。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存在问题及优化建议——以福州市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2019年重新修订,明确为公共利益需要组织的成片开发建设用地可依法实施征收。结合福州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实践,对方案编制过程中的公益性比例、用地规模设定、方案调整、规划实施、编制质量等五大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分类设定公益性比例、灵活确定开发面积、细化规则管控、规划先行确保可实施性和合理引导方案编制等优化建议,以更好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项目落地提供用地要素保障。

基于山地城市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思路研究——以贞丰县为例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是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从国土空间规划过渡时期视角,基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特点及编制要求,并以山地城市贞丰县为实践,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从成片开发区域划定、必要性及公益性、布局及实施计划、效益评估、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以期为山地城市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提供指导和参考。

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土地征收中的成片开发标准,包括其定义和范围、建设用地规划和布局要求、建设用地面积和容积率的限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要求,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考虑。同时,分析了该标准对土地征收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实施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通过本文的探讨,旨在促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国际投资中数据间接征收及中国数据立法因应

当下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由于其重大的经济价值而日益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型资产.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数据的使用、跨境传输都是其在最大化数据产生的价值时必然涉及的环节.在此背景之下,东道国间接征收的对象也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实体财产、知识产权等传统权利,其间接征收行为逐渐扩张至数据这一新型的财产.东道国的相关限制措施应当避免构成间接征收,为外国投资者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

制度型开放背景下国际国内外资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国内法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是制度型开放的应有之义和实现路径。这种“协调”并非盲目趋同,而是必须植根于本土,认识到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国际法对国内法改革不可替代的推动效果。征收与补偿规则是国际投资争端中最常被投资者援引的条款之一,但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存在规范冲突与适用差异。一方面,国内法中的征收制度未能囊括间接征收类型;另一方面,表述类似的补偿标准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中的适用结果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协调国际国内征收与补偿规则的冲突与差异,我国应适当扩张国内法中的征收概念,在宪法性规范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前,国内法院可参照“一致性解释”规则适用国际投资协定裁判案件。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司法审查及其优化

通过对1 172份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江苏、陕西以及河南三省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出于职能定位及信息、专业和权力等因素的考虑,表现出显著的程序偏好。这种程序偏好反映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法院能动性受限、征收程序有待完善以及诉讼机制与立法目的之间错位等问题。因此,应增强集体土地征收司法审查中法院的能动性,完善我国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自治功能建构,促进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司法审查实质性与程序性基准的结合以及推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司法审查判断要素的拓展等,以期协调集体土地征收所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华北根据地的社会变动与财粮征收工作

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发生了包括阶级关系调整、基层治理转型和新旧精英更替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这些社会变动对于财粮征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阶级关系的调整构建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各地民众交粮纳税的意愿大幅提升。基层治理的转型消除了传统财粮征收过程中固有的贪污中饱、负担不公和偷税漏税等积弊,降低了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中间耗损。新旧精英的更替则进一步增强了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的财粮征管能力,保证了财粮征收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财粮征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华北根据地财粮征收工作的锁钥在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推助“财经”,成功将财粮征收工作纳入社会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顺利完成了财粮征收的各项任务,而且彻底打破了清季民国财政扩张内卷化的制度桎梏。

“准征收”视域下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补偿性证成

研究目的:探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行为的行政法性质,为国家耕地保护和农民财产性权益保障之间寻求可行的平衡方案。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律规范分析、案例分析。研究结果:(1)在现行行政行为理论框架下,国土空间规划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行为存在性质上的混同;(2)现有的准征收识别体系忽略了“征收补偿一体性”要求,存在一定的缺陷;(3)目前的耕地保护补贴不足以达到填补财产损失的目的。研究结论:准征收的识别应在“征收补偿一体性”的框架之下确立内、外部复合标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是土地用途管制的典型表现,符合准征收的标准。为此,必须推动永久基本农田的发展性权益市场化,按市场标准对集体土地所有人和承包人予以实质性补偿。

土地征收中宅基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探究

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征地房屋补偿的“链接点”,对其在土地征收中的补偿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因国家层面立法未对宅基地使用权在土地征收中如何补偿予以明确规定,现有研究以宅基地使用权在土地征收中所处的地位为切入点,形成无需补偿、分配性补偿、独立性补偿三种不同学说。理论研究的分歧最终传导至实践的管理当中,各地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主体、方式以及如何补偿做法不一,导致农户合法权益被侵害、维权难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对立法完善提出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将以土地为中心的征收立法理念贯彻践行到位,对宅基地使用权独立之地位予以明确;在地方层面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对宅基地使用权补偿测算方式、价格确定方式以及标准予以明确。

电子传输关税征收谈判策略及中国因应——基于法经济学的考察

数字产品一般以电子传输的方式予以交付。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之中,中国就电子传输关税征收问题目前存在两种策略:一种是延续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既有的暂免关税策略(Moratorium),为未来中国调节数字经济发展留下关税政策空间;另一种是关税为0策略。那么,中国在两种谈判方案中的成本收益究竟如何?本研究运用法经济学善用的博弈分析方法,以Stackelberg和Cournot博弈模型为基础,构建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的分析模型,并以中国和美国为例,研判中美两国在不同互动关系下,中国在电子传输关税征收问题中选择不同策略下的综合关税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在中国数字产品竞争力落后于美国阶段,中国选择关税为0策略可以占据一小部分数字产品市场,但是关税暂缓策略可用作对美谈判筹码;从追平阶段到超越阶段,中国都应该选择关税为0的策略。但是当处于追平阶段时,这一策略的收益并不显著,较易受到非关税因素的影响而失去最优性,当处于超越阶段的时候,关税为0策略的收益相当显著,可以视为是稳定的最优策略。

重大行政征收决定法制审核地方政策文本分析

以来自《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中不同省市出台的15个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选取审核事项、审核内容、审核主体和责任追究四个指标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仅有少数市县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范性强,对以往混乱的行政征收法制审核部分进行了规范,多数市县的重大行政征收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仍存在审核事项边界不清、审核内容呈趋同性、审核主体权限划分不明、责任追究机构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可通过类化审核内容、革新审核事项构建方式、规范审核主体资质标准、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方式予以解决。

论农地征收中的利益兼顾——国家权力本位向被征收人权利本位让渡之限度

我国农地征收有强制征收与自愿协商征收两种模式。强制模式下,地方政府单方主导征收、不尊重被征地农民意愿、强制剥夺其合法土地权利、住宅不予单独补偿、未经补偿即先行征收,追究不服征收人的法律责任,凸显国家权力。自愿协商模式下,政府就征地公告、补偿安置协议、征收风险评估等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农地住宅先补偿后征收,让渡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改善了被征收人的生活生存条件,国家征收公权力得以维护。未来的农地征收立法,应在公正合法补偿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完成既定征收目标的同时,增加被征地补偿方式,固定土地价值增长收益分成比例,增加被征地农民个人收入,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完善国家与被征收人共赢的自愿征收模式。

宋代赋税征收机构演变的特点及利弊——基于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的思考

包伟民所著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完整地描述了一个赋税制度“地方化”的过程。宋代之前,朝廷无论征收的实物及货币,还是摊派的劳役,针对的对象都是农民和农业,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国之大事食货为先的原因。这一惯例到了宋代并没有延续下去,维持了几千年的赋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宋代赋税征收机构设置的复杂多变。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宋代赋税征收机构的演变,确实反映了统治者遵循了根据经济发展适时调整赋税征收机构的规律。这一规律体现了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数字经济背景下简易征收制度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启示

数字经济的跨境税收征管问题是当今全球税收治理的焦点问题之一。欧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且已进入实践层面,其率先提出的简易征收制度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文章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简易征收制度,并通过借鉴简易征收制度的域外经验,提出了界定数字服务的适用范围、明确数字服务征税地点、拓展常设机构认定标准、量化数据创造的价值、建立涉税信息分享平台、设计与当前税制衔接的简易征管系统等建议,以期为我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征管难题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