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含义和种类

当前人们热议的"土地财政"实质上是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结果。土地征收权商业化是指土地征收申请人在运用土地征收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与土地征收权资本化不同。土地征收权商业化是合法的,产生的经济利益发生在土地征收行为终结之后,获益主体是土地征收申请人本人;而土地征收权资本化是非法的,产生的经济利益发生在土地征收程序过程中,获益主体是掌握土地征收权力的政府官员。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形态分成三种: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Ⅰ是指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Ⅱ是指用地单位以自己的名义低价征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Ⅲ是指用地单位通过划拨低价征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

从征收权的理论边界看我国农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文章认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应当从保护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限制国家征收权的基本理念出发进行设计,土地征收应严格遵循公共目的性原则,法律应当允许通过征收以外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体所有权向国家所有权的转化,或农村土地向城市用地的转化,应加强土地征收的程序约束,实现土地征收程序的规范化、透明化。

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视野下的征收补偿原则

研究目的:对2011年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立的公平补偿原则和被拆迁房屋市场价格补偿标准的内涵进行界定,增加实践的可操作性。研究方法:采用法经济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利益衡量法和实证分析方法对国内外征收补偿原则的内涵和补偿数额确定的标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被征收人获得的补偿应与原财产价值相平衡;(2)被征收人财产价值应与社会负担(国家税收)相平衡;(3)遵守平等补偿原则;(4)遵守个别的利益填补和普遍的利益平衡。研究结论:由于公正合理补偿的模糊性和抽象性,必须在征收权与财产权保护平衡的过程中对其内涵进行动态把握。

征收权的规划控制之道

我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虽然都规定实施征收应当符合规划,但既有学理论证与实践阐释却并不充分。规划作为行政理性的制度性保障和实质法规范,具有控制征收权的制度潜能。规划对征收权的控制分为限制和替代两种模式:规划限制的主要方法是目的限制和程序限制;规划替代的实现途径则分为当然替代和选择替代。通过规划控制征收权,不仅可以增强法院对征收决定中事实和程序问题的审查能力,更有助推地方人大建设的功能。但规划的控权效果受到有限理性、规划权配置结构和法院机构能力的多重影响。因此,充分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合理的规划权配置和中等强度的司法审查是保障规划控制有效性的基础。

财产权与征收权平衡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

土地财产权经由市场交换获得合理对价是财产权的本质,而征收则可依法不经财产权人的同意而获取财产权。权利人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承受责任规则的约束,须放弃财产自由交易权,但有权根据财产权规则获得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补偿。征收补偿标准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接轨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统一移转的前提,补偿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酌情考虑财产权人的精神利益需求,兼顾效率与公平。

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视角下的公益征收认定

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是实现征收权与财产权平衡的两个支点。公益征收的界定包括两个方面:实体法上应以立法规定公益征收的类型为基础,辅之以概括性定义和兜底条款;程序法上应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和认定程序,通过对个案的司法审查认定。基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为保障效率与公平,应按照协议先行程序优先保护财产权自由,协商购买土地财产权,回避公益征收认定的困惑。同时,应对公益征收进行事后的监督与控制,以防范公益认定的疏漏。

论《物权法》(草案)对城镇房屋拆迁问题的调整——兼论如何依法规范国家公用征收权

依法解决城镇房屋拆迁问题不仅有利于保证国家城市化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城镇房屋拆迁问题的实质是依法规范国家公用征收权。《物权法》(草案)从物权保护的角度规定了国家征收权行使的前提条件和确定补偿标准的原则等内容,但现行规定仍存在局限性。本文将在探讨城镇房屋拆迁问题实质的基础上,分析《物权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依法解决城镇房屋拆迁问题的构想。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征收权的定位与反思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征收权的行使有利于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的改变,推动外延型的城镇化发展。然而,征收权与私人产权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滥用征收权会扭曲城镇化机制,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一般来说,公共用途的概念决定着征收权的行使范围。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当用制度限制征收权的行使,合理使用征收权,推进内涵型城镇化的发展。

如何管住滥用的征收权

近年来，由于大规模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需要，各地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收都十分普遍。但由于法律要求不明确，某些地方在征收过程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意曲解其内涵与外延，任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畴，从而实现了征收权扩张与滥用的目的。二是对征收补偿的标准规定过低，严重损害了被征收者的合法权益，并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

“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正观念的普及与深入，中国逐渐认识到征收补偿的重要性。经过2004年修正之后，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类似地，修正后的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土地征收权腐败:伦理分析与治理路径选择

土地征收是目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土地征收权腐败是指土地征收权主体滥用土地征收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土地征收权腐败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分别表现为土地征收权性质上的"公共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土地征收权运作上的"公众委托"与"私人使用"之间的矛盾、土地征收权"形式公有"与"内容私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权力、权利与道德对土地征收权的制约是治理土地征收权腐败的有效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征收权异化及克服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是以国家征收为基础展开的,国家权力具有自利性,没有限制的国家征收权必然异化。为处理经济发展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矛盾,对宪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客观解释,并使这种解释在担保国家理论的指导下展开。土地、房屋征收行为的确属于行政行为,但房屋、土地征收行为与其他简单地体现为命令与服从关系的行政行为是存在差别的。由于房屋征收的对象为私主体所有的房屋所有权及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故而房屋征收行为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便应受到私权保护的制约,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平等协商性质。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把征收补偿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看待,在立法上建构合理补偿与违法赔偿制度,并以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把国家征收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

土地征收权及其正当化依据

政府为促进物品利用、增进公共利益,可以基于政府公权力之作用,依法定程序,取得特定土地,并给予当事者相当补偿。土地征收权的行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虽然相当的普遍,但是由于土地征收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亦是此起彼伏。通过对土地征收权终极目的的拷问,意在从法理层面探讨国家为何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占有、适用的土地进行征收,希望通过此探讨来明晰土地征收的正当性基础,以破解我国在土地征收实践中的种种法理难题,进而为我国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征收权法理分析

征收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权力,可以对私人财产权予以合法的剥夺。因而,探讨征收权的理论基础、厘清征收权中的法律关系、明晰征收权在两大法系中的演变,对于合理界定征收权,保障公民的私权不被非法侵犯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现代法治文明的进步。

数字税征收权,一场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再分配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的蔓延,一场国际"数字税"征收潮也拉开帷幕,除了欧盟外,一些亚太、非洲、南美洲国家也竞相出台"数字税"征收法案,或将引发一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对全球经济话语权与主动权的重新分配。什么是"数字税"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

从公民私有财产权与国家征收权的博弈看“强制拆迁”

一边是轰轰烈烈持续上扬的房价，一边是层出不穷的强制拆迁粉末上演，无奈的人们抗拒拆迁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悬挂国旗的．以生命为赌注的……引起了人们对拆迁及修改拆迁条例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公民私有财产权和国家征收权的价值角度分析，探讨可能的法律救济途径。

治理我国钉子户问题的出路在于明确征收权的职能和性质

《美国土地整合中的钉子户问题及其启示》指出，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和征收权质态不清晰是导致我国钉子户问题的制度性成因。征收权职能扩大化，是指原本用于满足公共利益需求而设计的征收权，在我国被扭曲为农地非农化开发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扩大化为解决城市发展所需用地的主要取得途径。随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增强，征收权职能扩大化在实践中必然难以得到认可和尊重，实施起来必定困难重重，使得现实中频现以钉子户为表征困局。

从权力来源看土地征收权配置改革

权力性质及其来源,才是决定权力如何配置和行使的根本依据。回归权力的本原,才能找到真正制约权力的途径和方式。因此有必要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对土地征收权的来源、性质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土地征收权的配置进行改革。土地征收权来自于人民赋予国家的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土地资源进行支配的权利,应重新设定征地申请人的范围,回收征地申请权,并结合农用地转用审批权的配置改革下放土地征收权到地方人民政府,在审批环节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共同认定公共利益项目,同时,改革征地强制执行的主体,完善司法救济程序。

行政征收权研究

强行剥夺人民财产的征收本质决定了征收权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而是一种由公共利益认定权决定的从权力,并附属于公共利益认定权。在民主制度下,代议机关是人民利益的表达者,也就因为是公共利益凝结者的缘故而享有征收权。若其不亲自行使而委托其他机关行使,就需要明确的指示(法律),并存在审查受托者是否忠实执行的机制。而当前征收权既不是由民主机关行使,也没有中立的审查机制,难免导致征收权滥用,因而需要纠正这种机制。

我国农地征收中的农地产权研究

农地产权制度不仅影响土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且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土地征收冲突的频繁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权的扩张和农地产权的缺位。分析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和程序,农村土地产权的缺位集中表现在:公共利益模糊、产权主体参与程度不够深入、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途径缺失。最后,从保障农地产权的角度提出我国农地征收制度的完善必须在理念上确立制约征收权、保障农地产权的立法精神,在法律程序的设计上必须强化对征收权的制约和农地产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