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协定“征收补偿款额仲裁条款”的解释分歧及中国应对

"北京城建诉也门案"和"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案"虽皆对中国投资协定中的"征收补偿款额仲裁条款"作出了解释,但得出的仲裁裁决结果却截然相反,由此反映出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于类似条款的不同解释会影响到涉及中国当事人的投资争端解决以及中国投资协定中类似条款的解释问题,并可能对中国国际投资政策的修改和完善产生影响。鉴于此,中国政府应在坚持狭义解释的基础上加快对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对中国投资者而言,其为得到对己有利的广义解释,可在投资前进行投资重组以便挑选更有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条约。

评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仲裁案——以投资条约中限缩式仲裁条款的解释为中心

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仲裁案是中国投资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政府解决投资条约争端的典型案件。负责审理本案的专设仲裁庭于2017年6月作出裁决,以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仲裁条款仅适用于＂征收补偿款额争端＂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2017年9月,仲裁申请人向仲裁地法院提出申请撤销裁决的诉讼请求。基于美国所采取的限制豁免的立场,一国政府如签署仲裁条款,即放弃了在与仲裁有关的诉讼中主张豁免的权利,因此美国法院有权审理此案。根据美国法院处理同类案件的先例,如无特别约定,美国法院有权对可仲裁性问题重新审查,审查时应平衡考虑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

中国BIT限制性仲裁条款的解释分歧与应对

中国BIT中存在大量限定投资者仅能将“涉及征收补偿款额”争议提交仲裁的限制性仲裁条款,国际投资仲裁对其中仲裁同意范围的判定呈现出客观论立场的广义解释和主观论立场的狭义解释之根本分歧。广义解释带有商事化倾向,因其造法性质而背离了缔约国订立条约时的原意;狭义解释则突出主权和国际公法因素,恪守了条约解释的边界。条约解释分歧成因并非在于技术层面解释方法的选择和遵循,思维制度层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国际公法属性的漠视才是造成仲裁庭推理实质错误的肯綮。为应对管辖权风险,中国投资者可在风险避免和风险解决两个维度规划行动;中国政府则应在投资者海外利益保护与维护主权之间谋求平衡,在加快革新旧协定可仲裁范围的同时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