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的“征韩论”研究与评述

日本学界有关明治期"征韩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发展于战前1930-40年代,丰富于战后1970-80年代,迄今为止,在资料整理与出版、论著等方面,成绩斐然。从研究体裁看,主要由专著、论文及相关要人的史料整理构成。从研究脉络看,集中在日本政治史与对外关系史领域。从研究论点看,主要有四个:西乡是武力的征韩论者还是友好的遣使论者;明治六年政变是否因征韩论导致;征韩派与非征韩派之间区别何在;如何评述征韩论与日本大陆政策之关系。总体而论,日本学界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呈现出"日本视角关注征韩论"之倾向,侧重国内政治史层面的研究,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争"与19世纪80年代的"征韩"政策之间的关联缺乏整合性认识,今后需拓展与深化,同时期待借鉴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明治初期“征韩论政变”的虚像与实像

日本明治六年的征韩论政变,表面上展现了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与以大久保为中心的内治派的一次路线斗争,而深层的则隐含了两人的权力斗争。岩仓使节团的形成标志两人分裂的开始。游历在外的大久保为重返权力顶峰,归国后暗中观察,伺机发力,讲求策略,着眼点高再加果敢敏腕,终于以相对弱的力量,依靠团体优势,以三条实美"意外"病倒为契机,击败了以西乡为代表的留守派,从此达到了权力顶点,开创了大久保时代。

“征韩论”与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

板垣退助晚年的对韩认识和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未能早日实现"征韩论"表示遗憾;其次是对近代日本在半岛上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维护和辩解;再者则是为统治朝鲜半岛积极出谋划策。他从地缘和历史的角度视朝鲜半岛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外廓,辩称日本在半岛上实行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和平",绝非侵略,甚至认为日本吞并朝鲜是"出于迫不得已"。他既对日本吞并朝鲜欢欣鼓舞,也为"征韩论"未能早日实现表示遗憾。其实质,可以说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国权而完全忽视他国的国权,这是其思想的最大局限和最为人批评之处。

“征韩论”失败因素探析

明治初期,岩仓遣外使节团出访欧洲,西乡隆盛成为留守政府的首席参议,握有实权,在此期间,提出"征韩论",主张用兵力征服朝鲜,强制其开国,与之交商。这一论调,一时受到士族阶层的支持,并于1873年8月达到高潮。却遭到岩仓遣外使节和大久保利通等"内治派"的反对,西乡及其支持者被迫离开政府",征韩论"失败。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征韩论"完全符合日本的亚太政策,因此其为何失败,值得深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缺乏,也无专论可寻。鉴于"征韩论"是日本走向殖民侵略的第一步,对后来的亚太甚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究1873年前后日本国内情况及外部环境来找寻其失败的原因。

“征韩论”与中日甲午战争

本文揭示了十九世纪末叶日本征讨韩国论调的出笼过程、产生背景及产生原因。并认为“征韩论”的出笼是日本走向对外扩张的开始,在实施过程中日本同中国之间发生的冲突,使“征韩论”的内容由开始的单一对朝鲜用兵发展成为对朝鲜、中国同时进行侵略,“征韩论”的炮制及实施,当被视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久保利通与“征韩论”

大久保利通作为"明治三杰"之一,是日本明治政府前期的核心人物。他所主张并且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及迈向近代化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大久保、木户、西乡皆是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的大功臣,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在"征韩论"上的巨大分歧,进而导致了政府间的权力斗争。下野的西乡逐步走上了反政府的道路,而大久保稳坐政府中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征韩论"是日本政府内部围绕日本的发展道路的论争,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征韩论"远远超出了表面的意义。

“俄国威胁论”与日本明治初期的国家战略

"俄国威胁论"在日本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幕末起到明治初,"俄国威胁论"如同幽灵一般游荡在日本的上空,掌控着日本的思想,支配着日本的行动,甚至主导着日本国家的整体走向。在北方领土归属问题上,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带有明确的内向性,是对来自俄国现实威胁的真实反映;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则呈现出外向性特征,是对本国整体战略的遮掩,带有明显的欺骗性。

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及后患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征服邻国”作为长期战略。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主要针对琉球,另外则通过征韩论觊觎朝鲜。当时清政府官员在琉球交涉问题上有三种意见,它反映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处境。日本吞并琉球、入侵台湾所带来的后患是朝鲜、台湾相继被日本占有,接着就是逐步去实现其大陆政策。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化。

浅论日本吞并朝鲜的三部曲

日本吞并朝鲜的三部曲,始于"征韩"之论,中有"朝独"之说,终于"合并"之约。吞并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外扩的首要目标,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征韩论"便应运出笼。但是鉴于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故日本未敢贸然以武力"征韩",然而"征韩论"并未销声匿迹。1876年,日本又制造了"朝鲜独立"的舆论,并以此为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借口。甲午战后,日本控制了朝鲜。通过《日韩议定书》、《日韩协约》、《日韩合并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日本完成了吞并朝鲜的三部曲。

江华岛事件真相

1875年9月,日本海军“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蓄意挑起“云扬号事件”,并把责任推卸给朝鲜一方。1876年2月,朝日江华岛谈判时,日方全权大使黑田清隆以炮舰政策为后盾,极力掩盖“云扬号事件”真相,由此强迫朝鲜签订了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和它的御用历史学者们以被歪曲了“史料”为依据,咬定“云扬号事件”是因“云扬号”军舰“为了测量从朝鲜西海岸到清牛庄的航路”.“寻求淡水和柴禾”驶经江华岛时,“遭到来自朝鲜炮台的毫无理由的突然袭击,无奈进行了自卫”而发生的。这样,近代朝日关系史上就给朝鲜留下了一桩不可容忍的冤案。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在京举行

中华日本哲学会年会在京举行本刊记者中华日本哲学会于１９９６年秋在北京召开了学术年会，会议讨论了儒学及其对日、韩两国的影响、日本的现代化、日本明治政权“征韩论”形成的原因、日本的人才战略等，现将会议的内容概述如下：徐水生在其《儒学在日本现代化中的诸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