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侦查难点与应对

检察侦查工作的现代化是实现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仍然面临主管单位范围易冲突、调查重点难确定、办案阻力大、证据链条难以完整构建等难点,检察机关应该通过不同机关立案标准梳理主管及管辖问题、研判线索明确调查重点、整合侦查资源助推侦查破案、构建完整证据链等方式进行有效解决,同时要进一步通过树立大数据侦查思维、建立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办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为推动检察侦查现代化贡献力量。

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一种严重的司法腐败 ,是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对于此罪所说的减刑应当作广义理解 ,不仅包括“狭义减刑”还应包括死缓和附加刑的减刑 ;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却故意不予办理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虽不能构成本罪 ,但可以徇私枉法罪论处 ;为了体现对司法腐败的刑事政策 ,本罪应当理解为行为犯。另外 ,本罪在主体、共同犯罪、罪数形态问题上都有研究的必要。

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证据模式

公正执行刑罚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能使刑罚的预防功能从抽象走向具体,它能让受刑者,甚至普通民众真正地体会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但"以钱赎刑"、"拿钱买刑"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刑法》第401条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作了专门规定。但在侦查实践中,该条文的应用还存在着诸多难点,结合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子监外执行案件查处过程中掌握的犯罪证据的共性和特性,从犯罪构成要件方面分析该类犯罪证据的模式:由主体确认是否具有职权、职责;由职权,职责确认是否实施了徇私舞弊的行为;由徇私舞弊行为确认客体是否受侵犯;由客体受侵犯确认是否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和危害结果的大小,即建立从主体——职权——行为确立该罪名的证据模式。

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路径——以一起监狱管教民警徇私舞弊被判刑案件为视角

多年来,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减假保"特别是以"保外就医"为由的"暂予监外执行"引发的"徇私舞弊案"屡见不鲜。从一起案例入手,对监狱服刑人员暂予监外执行的现状、问题和成因进行历史地回顾和深入地研究,提出增设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担保制度,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纳入社区矫正对象,将暂予监外执行纳入司法程序,实行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折抵刑期司法的确认制度等立法建议。

试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按照《刑法》的规定，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多数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司法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具有报请或者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建议权或者决定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一般不能单独构成本罪。然而，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没有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建议权和决定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为罪犯伪造立功材料的现象，对此应当如何定性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帮助伪造证据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以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论处。在笔者看来，对于这里的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扩张理解，这符合从重打击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因此后一种观点应当是比较公允的。我们知道《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帮助伪造证据罪是指发生在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所帮助的当事人是诉讼终结前的当事人，伪造的证据是指与案件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等有关的证据，不包括诉讼终结后罪犯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的证据。

怀孕、哺乳期罪犯暂予监外执行问题研究

暂予监外执行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所规定的一种执行方式,它的实施有多种适用情形,怀孕哺乳就是法定情形之一。对于怀孕、哺乳期罪犯滥用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逃避监禁刑罚的问题以及相关应对措施此前已有诸多讨论,然而仍然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如实际执行阶段暂予监外执行起始时间应该是以罪犯生产之日起算还是以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之日起算?在孩子出生之后,暂予监外执行期限已到,法院作出二次暂予监外执行还需要时间,在此期间社区矫正机构能否对罪犯继续监管?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法院审判环节与暂予监外执行环节脱节的问题,以保证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保障人权,教育、感化、挽救罪犯等目的的实现。

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医疗管理规范化研究——以地方性社区矫正立法及规范文件为核心的检视考析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偏重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监管,而对其所涉及的医疗管理内容却关注较少;相较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医疗管理所涉及情况更为特殊复杂,而梳理分析地方社区矫正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发现大部分地区都未对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医疗管理内容作分类,且相关规定笼统模糊而缺乏操作性。为促进暂予监外执行对象之医疗管理的规范化,应采取“细则+专项规定”的二元化规范模式,依据暂予监外执行之三类对象的不同特性实现医疗管理类型化;并当围绕其医疗管理的保障性问题,从医疗数据库档案管理、医疗费用保障等方面做细化规范。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实体反思及程序检讨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领域呈现双重悖论,部分不该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通过徇私舞弊逃避刑罚执行,应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反而未暂予监外执行。从实体角度来看,当前不应当将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定性错位为刑罚执行消灭制度,应当将其转型为刑罚暂停制度,并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适时扩大其适用范围,必要时可以扩展到行政管理事由。当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具有决定主体多元化、决定程序行政化、决定程序封闭化的特点,可以以检察机关为暂予监外执行的统一指挥主体,将听证作为决定程序的重要部分,从而便于利害关系人的有效参与,落实司法公开,维护暂予监外执行的公正性。

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的实践逻辑、难题与进路

加强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是新时代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项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节点监督为主线和数字技术为支点的实践逻辑,解决了部分法律监督中存在的限缩性、滞后性、被动性的困境。但在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数据资源利用不足、数字建设支撑不够等问题,未充分发挥技术赋能监督的功效。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多主体间数据协同模式,激活沉睡的数据,落实数字化建设的相关保障制度,推动暂予监外执行数字检察工作水平的提升。

基层检察院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路径探析

2023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多个方面对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提出了要求,包括进一步明确诊断检查标准、强化监督管理、落实工作职责、病情诊断标准化等。笔者以此为契机,对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1990年来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进行了全面摸排,对暂予监外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意见建议。

论暂予监外执行的漏洞及其补救——以怀孕和哺乳期妇女为视角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被依法判刑的罪犯,由于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某种特殊情况而变更刑罚执行场所和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刑罚制度。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遗憾的是该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不仅达不到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被一些本应受到刑罚的人利用来逃避处罚。因此,研究对妇女实行暂予监外执行存在的漏洞,并针对漏洞提出实行暂停监外执行的补救意见,从而保证在充分实行暂停监外执行措施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遏制那些企图利用暂予监外执行漏洞而逃避刑罚的妇女的想法,对完善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论暂予监外执行裁决程序的诉讼化--以交付执行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

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处于法官独断化行政决策之中,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扩张现象,程序正义、诉讼效率与司法和谐均受到损害。这根源于定性的固化狭隘以及立法惯性,暂予监外执行一直被定位为刑罚执行变更,于判决之后再予以行政化决定,未能认识到它也属于刑罚裁量,是对三方利益的司法处置。司法实践中的改革探索开始尝试一定范围内的听审,但仍然拒之于审判程序之外。文章认为应当将其纳入法庭审理,引入诉权机制并辅以配套措施,实现暂予监外执行裁决程序的诉讼化。

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问题研究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一项基本制度,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监督职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构建完善的同步监督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该项制度尊重犯罪人权利、体现人道主义的立法本意,而且能够有效地保障刑罚判决执行。由于立法的缺陷以及监督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前对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机制的构建仍存在不足和亟待改善之处。

暂予监外执行的本质:功利人道与公正人道的统一——兼论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

暂予监外执行是本应在监禁机构行刑的犯罪人暂时变更到监禁机构外进行刑罚执行,其本质特征应为行刑人道主义,行刑人道主义分为功利的人道与公正的人道两种不同理念。建议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变更为暂停监禁刑罚执行制度。在构建我国暂停监禁刑罚执行制度中,遇到保护个体的功利人道与保障社会整体的公正人道冲突时,应做出保障个体功利人道的价值选择。

论暂予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

监外执行在实践中存在三大弊端:监外执行的错用滥用、对监外执行犯的监管不力和期限的恣意延长。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监外执行制度的严肃性,也背离了这一制度的宗旨,其危害很巨大。而加强检察监督是克服上述弊端的有效措施,但现行立法中对监外执行如何予以检察监督尚有许多不足之处。故应当针对存在的立法缺陷,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工作的检察监督。

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备案审查程序的构建

中央政法委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了备案审查程序。但对备案审查的性质、标准、方式、效力、救济途径和适用依据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学界和实务部门产生了争议。分析后认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备案审查的性质应为政法机关的内部监督,而不是行政/司法审批;建议备案审查采取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为辅的标准;备案审查的方式,可以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采取列举式,其他罪犯采取抽举式;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应具有改变决定机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裁决的效力;对备案审查机关的审查结论不服的,应分别赋予被审查机关和因此受到影响的罪犯提起复查的权利;备案审查的依据应根据《意见》的精神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制定规范法律文件;对同一案件,应由做出裁决的机关向相应的上级机关报请备案审查,而不是相关机关分别备案审查。

犯罪被害人在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功能与权利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在现实的运行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不乏与犯罪被害人被排斥于体系之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将使得犯罪被害人所具有的正义实现、执行监督、权益平衡等功能无从实现。犯罪被害人所具有的这些功能要得以实现,主要体现在法律对犯罪被害人在暂予监外执行中相应权利的设置。

浅议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体现了行刑的人道主义和行刑方式的灵活性,有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改造,然而这项有着良好初衷的制度,在执行中日益暴露出种种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被害人暂予监外执行的参与

该文从程序正义、执行监督、被害人人权、被害人在执行阶段的诉讼地位、国际潮流几方面论述了允许被害人参与暂予监外执行的理由。并对允许被害人参与暂予监外执行的有关程序进行了细致的设计。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完善——兼评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理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新规使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得到较大完善,但其仍然在程序设置、权责分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加以弥补,学术和实务界广泛探讨和实践了检察机关同步监督制度。但同步监督理论的法律基础并不牢固,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应当综合考量、重新配置各机关的权责划分与程序,才能收获立法统一与司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