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论日本律令体制与王朝国家体制的更替——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为中心(上)

日本自645年大化改新后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国家,支撑起律令国家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公地公民制以及为确保王权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而实施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但公地公民制自身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其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本文主要以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上层建筑所发生的变化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为主线,从公地公民制的确立、崩溃到初期庄园制的形成来论述日本律令制与王朝国家体制更替的内在原因与背景。

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

自公元 7世纪至 8世纪中国唐代的律令制度传到日本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多照搬了唐代法律的规定。而对于祭祀制度 ,由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不同 ,两国的祭祀制度也千差万别 ,因此 ,日本政府在制订《神祗令》时 ,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唐代的《祠令》的规定 ,而是沿用了本国固有的祭祀传统。但对于祭祀活动的管理、对于违反祭祀活动的处罚原则 ,却借鉴了唐代律、令中的内容 ,并有所变化。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日本租庸调制中的原始贡纳形态

大化改新以前,即全面输入唐代律法文明前,日本法律思想尚未有完整的形态,大和王权形成的大税、贷稻、贽等独特的贡纳形态都源自古代神祇法思想和首长制生产关系下的习惯法意识。律令国家的租庸调制实现了日本历史上赋役制度的转折,使赋役政策变得有法可依、有迹可循。虽日本的《田令》《赋役令》等令法条文从体系架构到条文注疏均承袭唐制,但大和王权下的贵族政治、共同体统治等因素早已奠定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格调。因此,律令国家在移植中国法制文明的同时将旧有的贡纳形态融入租庸调制中,借机实现了旧有社会秩序的法制化与律令化。旧法的残存与唐制的继承并行不悖成为古代日本接受中国律法文明的重要特色。

日本班田制的形成及其与唐朝均田制的差异

班田收授法是日本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律令体制中土地制度的核心,从它在《改新之诏》中出现到形成为完备系统的土地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于它是以唐朝的均田制为蓝本制订的,因此从土地名目到内容都与均田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也充分地考虑了日本本国的历史与当时的状况,因而在具体规定上也呈现出与均田制不同的特征。

中国古代是“礼法体制”

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古代法归结为“律令体制”,也以此为基点论说中华法系。但若说中国古代法、中华法系就是“律令法”、是“律令体制”,那就有点以偏概全了。中国古代法及以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礼法体制”,或曰“礼法法系”。“律令体制”是其中一个子体制、子系统,还有“礼典”、“礼俗习惯法”两个子体制、子系统。

8世纪日本御葬司初探——兼论唐日之异同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料考察了在8世纪日本的御葬司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日本御葬司和唐王朝的山陵使在职能、构成等方面,看似十分相似,但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实际上两者有较大差别,而这些差别的产生基于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8世纪的日本,已经有了吉礼、凶礼不并行的观念。本文通过考察唐的凶礼中包含的吉礼要素,以及日本御葬司之下的装束司和前后次第司,两官司的成立过程,论证了唐的吉凶礼意识可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以及在8世纪的日本吉礼和凶礼的要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