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本土资源——以中国古代律学的传承与创新为视角

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研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深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借鉴世界各国法治文明的成果,密切关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也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分析“律学”一词的丰富内涵,明辨律学体系的各项固有缺陷,吸收中国古代律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分支学科和法典(律典)化成果,可以助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晚清豫派律学及其法治实践

晚清时期,刑部形成了豫派律学和陕派律学。豫派律学家既是传统士子,亦是律学专家,躬耕刑部多载,在法律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相较于陕派律学的丰富历史遗产,豫派律学囿于史料的缺乏,在学界影响较小。豫派律学家的作品主要集中于诗歌、随笔,专门的律学著作较少。晚清朝廷的政治氛围、豫派群体的同科士子之情,以及豫派对豫省的关心和扶持,是促进豫派律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豫派律学家修己率身、公正司法,讲求法理的灵活运用,面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冲击,作为传统法律的坚守者,其给出了时代的思考,对于把握近代法律转型有重要意义。

以数定其律 以耳齐其声——也谈“律制”及“律学数据”在音乐中的“不存在”

律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使其丧失了基本的话语空间,律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域外学科”。“各律在高度上做精密的规定”,使“律学数据”具有了非应用性特征。“不存在”观念的产生,是“以耳齐其声”的正常心理反映,并非“误解和偏见”。“律学数据”在音乐中的“不存在”,并不代表“音律”在音乐中的“不存在”。音乐中的音、律、声、调等概念,属于“乐学”范畴,与“律制”及“律学数据”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乐学”作为“专用于与音乐艺术实践相联系的技术理论之学”,具有指导音乐实践的重要作用,其“存在”是客观的;“律学”(律制)强调“精密的规定”,其“不存在”是必然的。

清代的刑部律学

清代刑部在中央各部中最称烦难,然而刑部制度的发展也最为缜密。清代刑部律学是治事理政的实学,其研究的目的是如何使律例理解起来更加准确,使用起来更加便利,服务于刑部的工作。它由在刑部任职的法律专家所营求与推动,借助于刑部研律的浓郁氛围与便利条件,刑部职员从刑名工作所需,或抄纂例案、或编述律例条文以便适用、或撰制研究著作阐发深义。刑部律学文献的制作,赓续相承,体裁多样、数量庞大、质量上乘,主导了素材,引领了范式,清代刑部律学堪为清代律学的母机。清代刑部律学与刑部制度、刑名人才三位一体,深刻影响了清代国家司法机构的运作与审判工作的质量。

清末法部律学教育探析

清末官制改革中,刑部改为法部。为培养刑名人才,法部成立了律学馆,作为法部人员研习法律的专门场所。为达到育人之效,律学馆订立了章程,明确了管理结构、学制、课程设置和考核制度,教学内容结合法部职掌,十分务实有效。在内部管理方面,订立了考勤、课程纪律和礼仪等若干规制。律学馆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末法部司法教育从通才到专才的转型,拓宽了时人的法律视野,为法部培养了一批近代司法人才。

由律学检视明代商业法律的建构和运作

16世纪以后,在长程贸易扩张与国内市场成长的大趋势下,明代不少经济发达城镇出现了较多的商业纠纷,尤其是在客商与牙行之间,涉及“牙佣”中介费用、货款债务、度量衡、储货、运输、合伙等不同种类。或是由商人私下协调解决,或是呈控各级地方政府变成商业诉讼。大趋势下,一些地方政府也或快或慢地因应市场经济而修改政策与法令。诸如路引、商税、海船税、编审行役、盐业官专卖等影响民间商业行为的相关财税政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调整。而作为判案必须遵循的《大明律》以及各朝新增《问刑条例》或“附例”等法律条文,仍是影响明代商业案件调解与审判的重要因素。但是政策政令或多或少反映在明代法条的修改过程中,以下基于几部明代律例注释书,分析明代“律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并针对其中涉及商业的法律规范,勾勒明代律学于其中展现的法律推理方式,藉以检视明代涉及商业的法律规范建构和运作。研究说明事实并非论者习称传统中国法律为所谓“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等粗率术语所能概括。

唐代律学教育探析

唐代的律学教育,自武德时设立,虽几经兴废,但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这为唐朝法令更好地贯彻实施、律令体制有序运作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研究律学馆的设置、学生的入学、教师的配备、学生的日常管理、学生的学习和考试等方面的内容,有助于厘清唐代律学教育的发展脉落及其历史作用。

试论中国律学传统

中国古代律学自先秦至清末，历经先秦刑名律学、两汉儒家化律学的兴起、魏晋律学的新发展。隋唐律学的兴盛、宋明律学的局部发展与承前启后、清代律学的繁荣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绵延两千余年，形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化传统。作为古中国重要的法律传统之一，律学不同于西方“法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以“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刑事、轻民事；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注释为基本形态；在总体风格上重实用、轻理论；律学研究者未能形成为独立的职业阶层；实行特殊的法律教育机制；律学成果直接影响法律实践。

“钟律”辨析——对中国乐律学史上一个基本概念的思考

作者从其所构建的应用律学和理论律学体系出发,辨析中国律学史上理论律学体系中的钟律概念。指出上古时期王权统治成就了古代天文历法与乐律的联系。这种联系以观象授时所感觉到的"舒气之风"和律管承载"舒气之风"的功效,使得王权统治下的古代科技文明成为可求、可感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古钟律概念的滥觞说明孕育于先秦的钟律理论已经有了自己详确的内容和发展历程,其理论深度和社会文化实践均已有迹可循。而近古钟律理论的传承则代有沿革,但其社会文化的内涵渐趋淡化。因此,理论律学意义上的"钟律"概念渐渐淡出乐律学史的学术视野。

探微 辨证 创见——陈应时教授的乐律学研究

陈应时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乐律学的教学研究,主要在律学、宫调、古谱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果。他的音乐文集《中国乐律学探微》与专著《敦煌乐谱解译辨证》两书为其代表作。先生的诸多创见,都是"探微"不止、"辨证"不息的结果。

中国古代魏晋律学研究

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律学中就已出现过西方近代的一些法律思想。本文追溯了律学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律学与先秦法学的区别之处,探究了魏晋律学的渊源及其理论框架,最后对魏晋律学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加强魏晋律学的研究对进一步发掘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载堉的应用律学思维与理论律学思维索隐

本文以作者所构建的"应用律学"与"理论律学"概念为依据;以作者对朱载堉学术成就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钩沉朱载堉的律学思维?佣ぶ煸貓值穆裳嘉?应用律学思维和理论律学思维的不同层面,且二者之间有着思维环节上的链接。

十年一剑:《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的史料与法学价值

“陕派律学”是中国法律古今交替时期出现的律学派别,其时代特征是,司法经验丰富,传统律学知识精湛。其代表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经验”和“理论”,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宝贵资源。《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一书,以合谱的形式填补了陕派兼豫派律学人物研究资料缺乏的问题。该书展示了清末律学人物的生平经历、人生遭际、交往、品性、学术文章等,展现了传统律学从出现到消亡的过程,也能感受到在传统法到现代法的重大转型中律学家们的不同立场,这些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法律转型极具重要意义。回顾中国法律走过的近百年历史,其中的经验与智慧是可以汲取的。

论南朝律学之新发展

南北朝律学上承魏晋律学之遗风，下启隋唐律疏之鼎盛，是律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其中南朝时期的律学更是经过社会流变与学术创新，在关注内容和学术形式上都出现了全新的元素，成为律学取得重大发展的阶段。

论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与成就

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发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发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明代律学的成就

明代律学的成就多方面:律例关系理论的确立,成为明清两代制例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明刑弼教"理论的改造和深化,使"刑用重典"、"律外用刑"合理化;律学理论、注释律学、律史学等分支学科发展,使律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律学理论与应用律学的融合,为更好运用法律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注释律学对罪名、刑名新诠释,进一步深化了制律理论。

传统律学的回眸与探析——张晋藩先生传统律学论著读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张晋藩先生在《清代律学及其转型》、《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等论著中以清代律学为切入口 ,把律学的发展、演变、精神及其转型置于中西法制文明演进的广阔背景之中 ,把传统律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计算机辅助律学教学导言

本文论证了计算机辅助律学教学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可能性，并有与之配套的由笔者自行设计的律学软件。包括：乐理音数输入法、律学频率输入法、频率换算为音分、音分换算为频率、音差的实际音响、三律音阶的比较、任意律制的音阶、实用律学键盘与三律即席演奏等内容。除利用电脑的人机对话外，还备有律学键盘，能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出各种律制的乐音来。这样。

述论中国佛教的居士戒律学

众多的居士是中国佛教的基础,以居士身份学习研究的律学,且称为居士戒律学。虽然小乘律学一般被视为教内秘学,但在“方便”的前提下,这条禁令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形同虚设,熟悉戒律,甚至以律学见长的居士,历代都有。士大夫们对戒律的钻研,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见解,也是中国戒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居士律学的发展,说明佛教毕竟是社会中的宗教,佛教内部的戒律必然会跟其外部社会的各种约束规范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促使着对方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