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背景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适用标准研究

为了促进委托人和律师充分且深入地交流一切案件信息,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内容受到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保护。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争议。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普遍适用标准、控制群体标准、事项标准以及其他标准。事项标准与控制群体标准相比扩大了受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员工的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厄普约翰案对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作出了判决。厄普约翰案为由公司享有适用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奠定了基础,但是该判决并未彻底解决适用标准存在的争议。

中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比较研究与启示

保密原则为委托人创造了沉默的权利,构建了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的框架性原则。特免权是保密制度的核心,对律师履行职责至关重要。援引特免权对抗外部调查需要满足主体要件、法律性、保密性等条件。经历“吹哨者运动”,美国法院试图将委托人豁免权应用于公司和政府实体的实践,邮件通讯的保密性质疑随之而来。这都极大冲击了律师保密原则。我国大陆地区律师保密制度方兴未艾,存在权利属性缺失、救济途径单一、片面倚重行业自律等问题。对保密原则较为发达的美国制度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当事人纳入权利主体、赋予保密义务的权利义务一体性,扩大保密制度保护区间,救济程序中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点设想。

实物证据的法律职业伦理:唱诗班指挥电脑上的儿童色情内容和楼梯下的带血刀子

由于《职业行为示范规则》没有提供什么指引,加上对职业义务的持续混淆,有关运用实物证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刑事辩护律师、刺激着检察官、引发纠纷并引起司法关注。在热忱诉辩和保守委托人秘密的职业职责要求和构成妨害司法之间,我们应当如何确定界限?可能与未来某些调查或者诉讼相关的文件或者物品何时可以毁灭、更改或者删除?刑事辩护律师是否可以出于分析目的而持有犯罪证据,即使法证特征被改变?此后律师应当如何处理实物证据?律师是否可以保留实物证据而不被指控妨碍近用?律师可以将证据退回证据发现地或者交付证据的人吗?律师应当向持有者提供什么建议?如果材料不只是可以作为证据,还可能构成违禁品,那么又该怎么办?本文从职业责任、律师—委托人保密以及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利等角度对关于实物证据的法律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