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谐：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又规定了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法》第四十二条）；“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条例》第六条）。“责任”与“义务”意思相近，通常可以替换使用。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之间的关系？笔者试以抛砖之作，求教于大家，并期待引起社会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关注。

国家责任与律师义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新审视——基于法援案件效果不彰的思考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其制度设计往往都蕴含着一国对人权保障的尊重程度。在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而无力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刑事法律援助就成为被告保障自身诉讼权益的唯一可能路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首先需对修法初衷的效果进行分析,然后对制度运行的现状进行考察并找准问题症结,最后需从体制机制上进行通盘考虑。为此,应当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管理投入机制,明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机制,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测机制,畅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多方联动机制,健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惩罚奖励机制。

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明确了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同时规定律师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正确处理法律援助中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的关系,并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推动我国法律制度的改革进程。

再审申诉的空窗期:政府责任及律师义务之思考

法律援助是诉讼权利的基本保障,其旨在使公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平等地行使司法权利,不因财力、物力或法律知识的欠缺而败诉。然而,在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诉至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这一段期间内,申请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却因尚未再审立案而不予受理;原审律师因已完成指派阶段的法律服务而无"援助名分"继续参与再审事务。此时申请人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应由何方提供法律援助其关键在于对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抑或律师义务之界定。行政界、律师界及受援人对此有不同理解。司法中的不同判决更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但权利终究应当受到保护,贫困群体的受援权利更应及时受到保障。对此,文章从法律援助的发展历程、实定法对比及法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是首要责任也是权力主体,在其指派和监督之下,律师有法定义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如未经指派,律师不应也无权超越行政部门的指派而径行认定己方为"援助律师"。但无论将法律援助视为行政部门向受援人的行政给付,还是行政部门向律师购买法律服务,抑或行政部门和律师共同提供公益服务,其目的都在使法律援助真正成为"法律上的最低保障"。

列奥·弗兰克案：律师义务程度的范例

1914年，亚特兰大一家铅笔厂的经理犹太人列奥·弗兰克被法院认定强奸和谋杀了该工厂14岁的雇员玛丽·法根，并因此被判处死刑。弗兰克是无辜的。对他的判决是在一种被媒体煽动起来的狂热的反犹太人的氛围中作出的，而真正的凶手是该工厂的雇员詹姆斯·康利。在佐治亚州高等法院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均驳回了列奥·弗兰克的上诉请求后，阿瑟·格瑞·鲍威尔——一名优秀的佐治亚州律师，他后来成为一名法官——通过律师／客户关系了解到了真正的凶手的身份。鲍成尔保守了他的客户的秘密，对弗兰克的无辜保持了沉默。在194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鲍威尔自己讲到。

法律援助:政府责任与律师义务

在法律援助的实践中,政府和律师基于不同的根据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和义务。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强制性规定有可能导致政府责任虚化或为政府转嫁其责任提供根据。倡导律师的职业伦理,建立人权律师制度,有助于强化律师法律援助的义务。

论律师的义务

律师的义务与律师的职业性质以及执业活动关系密切 ,作为执业律师 ,只有对律师的义务有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之后 ,才能够顺利地、有尊严的开展执业活动。

试论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

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在我国法规中有明确规定,但目前国内各界人士对其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从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律师社会角色的定位等角度论述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同时,对实现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一个两难的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律师法》第33条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二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本文分析了二者价值冲突的理论根源,对二者的价值取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完善的建议,包括在立法上确立律师职业特权规则,设立与律师保密规则相适应的配套机制等等。

律师保密义务的经济学探析——海派经济学的法学观点

本文属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试图以经济学方法探讨律师保密义务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可能出现的效率问题,从而分析这项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文章通过对两者涉及的各相关主体进行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行为分析,发现流行的律师保密义务理论和措施无法在较低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支出水平上实现司法收益的最大化,即这项制度导致了司法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论律师信义义务

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代理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律师保密义务有关理论问题探讨

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学术探讨和实践,首先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律师保密义务产生的理论根据;二是律师保密义务的基本内涵;三是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律师职业行为准则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建构,也直接影响着律师们的业务实践。尤其是我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不仅对律师保密义务内容范围的规定不明晰,而且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对象范围和律师保密义务的效力范围更是没有相应的规定,而这涉及律师保密义务的履行状况和责任承担,因此,更有必要进行探讨。

我国律师保密义务的困境、成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行为及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越发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国《律师法》虽然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但是规定较为抽象,以至于律师在作为刑事辩护人时可能遭遇执业伦理与社会正义的冲突,而陷入法律和道德的困境。该状况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给律师的执业工作带来很大干扰。找寻造成该现象的成因并进行分析,以提出完善我国律师保密义务制度的对策,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民国时期中国律师制度创建中的重要问题和选择

继清末政府拉开创建律师制度的序幕后,民国政府从颁行《律师暂行章程》到《律师章程》,再到《律师法》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立和发展了律师制度。这一创建过程中,重要的论题和选择有律师自由职业者身份的界定、律师资格渐趋严格,律师业务范围的划定,律师义务的不断强化。这些事项既是律师制度创建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决定,也作用于当今律师制度的完善中。

影响我国律师权利的若干因素分析

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但是,我国的律师权利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甚至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这一现状也没有相应地缓和。在刑事诉讼法再度修改之际,急需把对律师权利的保护提到更高的重视程度进行构建。

民初律师惩戒制度论析——以惩戒案例为中心

律师惩戒制度对维持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质起着规范和监督作用。在本质上这一制度反映出律师行业的自治性和国家对这一行业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互动关系。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在律师惩戒领域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由高等审判厅推事组成的律师惩戒会是初审机构,由大理院推事组成的复审查律师惩戒会是复审机构。这一时期的律师惩戒事宜几乎完全被司法机构所垄断,律师公会被排除在外。就制度渊源而论,北洋时期的律师惩戒制度是对大陆法系中日本制度的借鉴,而有别于德国的相关制度。

新《律师法》下从立法上涵盖公职律师制度的意义

目前,我国广大贫弱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如何更好的满足这一要求成为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存在明显的不足,法律援助乃政府责任,非律师义务,建立公职律师非常必要,在我国新《律师法》规定与公职律师相冲突的情况下,我国应该从立法上涵盖公职律师制度,使公职律师能够于法有据的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贡献。

试论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律师有义务提供法律援助,各地制定的法律援助法规也都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必须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在平衡律师职业主义产生的垄断和抑制律师商业主义造成的法律服务向有钱人集中方面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强制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带来了对律师服务质量的担忧。国家应当增加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利益刺激和建立完善的质量评估体系,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我国律师保密权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律师保密制度是律师制度的一部分,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仅事关律师自身的权利义务,也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律师保密制度的现状和不足,比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律师保密权规定及配套措施,是解决律师保密制度缺陷的必由之路。

论律师委托人特权、拒证权和保密权的使用范围

律师——委托人特权、律师拒证权、律师保密权和律师保密义务是学者在讨论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时所涉及的到4个概念。这4个概念影射出不同的理念与制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成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认为只有明确了4个概念的内涵,正确认识了它们间的关系和使用适用范围,从理论、学术上加以廓清,才能够为律师特权制度的研究和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否则就可能产生不必要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