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律师收费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从成立至今,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英国的律师收费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有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通过与英国律师收费制度的发展历程、收费方式、律师收费的合理性标准、律师费用的承担以及律师费用纠纷的解决进行比较研究,可对我国改革政府指导价模式、确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完善风险收费和健全律师费用纠纷的解决与预防能有所裨益。

寻租理论与我国的律师收费制度改革

寻租理论对于律师收费改革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能力。律师服务收费办法的制定与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设立是政府对市场调节的一种行政干预,不可避免地导致寻租机会和寻租活动。正确界定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和作用,使其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已成为律师收费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海峡两岸律师收费制度比较研究

律师收费制度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律师权利义务的综合性规定，直接反映了一国律师制度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海峡两岸律师收费方式、合理性标准、收费标准、争议解决方式等四个方面的比较借鉴，进一步完善我国律师收费制度。

完善我国律师收费制度的几点思考

律师收费制度是我国律师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律师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针对该办法存在的律师收费制度设计滞后、需要创新的制度缺位、律师收费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等不足之处,本文提出了律师收费应当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完善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下的律师收费机制、建立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收费转移制度、完善律师收费的纠纷解决机制等完善律师收费制度的建议。

中英律师收费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英两国律师收费制度的发展历程、收费方式、律师收费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律师费用的承担以及律师费用纠纷的解决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历经几百年演变的英国律师收费制度可资借鉴,以期为我国改革政府指导价模式、确立律师费用转付制度,以及完善风险收费、律师费用纠纷的解决与预防制度提供参考。

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6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监察部、中央政法委和中宣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完善律师收费制度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毕井泉、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先后就完善律师收费制度和贯彻落实《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有关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律师收费的主要方式

律师收费一般由律师业务收费和律师服务开支及异地办案的食宿交通费构成。律师收费对于当事人来讲就是其支出的诉讼成本。从程序效益角度来讲当事人希望投人较少的律师费用获得既定水平的经济收益或者既定的律师费用的投人达到较高的经济收益。而对于律师来讲，作为“

论律师法律服务之主体性理念

律师职业与执业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以谋求为生计的经济目的相连接 ,才能使律师真正成为一种行业。在法治社会中 ,律师只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零售商。由于律师法律服务的市场性 ,它除了遵守法律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必须遵守市场交换的一般规则。在律师服务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 ,当事人承担着“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因此 ,为了充分发挥律师法律服务、帮助的功能作用 ,就应当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当事人”的理念。

仲裁庭聘用裁决起草人而发生的费用是否合理、适当

英国高等法院女王分座商事法庭的托马斯法官于2003年7月9日就原告AGRIMEXLTD诉被告TRADGRALN SA、GAFTA(英国谷物协会)等7名被告，请求法院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28(2)和(3)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

吴泽勇在《法学家》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群体性纠纷带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与“两造诉讼”结构的紧张关系，但是，不同类型的群体性纠纷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通过对西方国家代表性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结构的、功能的和技术的比较，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执法、社会团体与行政机关提起的不作为之诉、撇去不法收益之诉、加入制群体诉讼、退出制群体诉讼分别适合特定类型的群体性纠纷；群体性诉讼中的费用风险问题，则可以通过诉讼费用制度、律师收费制度的调整或者第三方资助的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