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建立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若干问题。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调查令申请条件、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调查令跨省适用等若干方面均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或改进。关于律师持令调查行为的性质,需要在“公的性质”基础上,从证据持有人维护司法秩序义务之角度加以审视。调查令的申请条件有必要取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避免制度上的逻辑性矛盾。应当建立听取证据持有人意见的程序,维护证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应当允许跨省适用,提高律师证据调查收集的效率与实效性。

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完善路径

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定位不清、不同城市实施程序规定混乱、救济程序缺乏和监督惩戒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对于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强化法官的中立地位、提高民事诉讼效率意义重大。提出通过明确律师调查令的法律地位、严格规范律师调查令的实施程序、建立律师调查令的救济机制以及完善惩戒机制来构建统一、规范的律师调查令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实现路径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以“辩论全趣旨”为基本原则,双方律师为获得充分证据,在诉讼活动中戴着规范之镣铐“挥剑而舞”。由于立法规范的缺失,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着申请主体争议较大、执行难度极高、保障性措施不足以及配套设施欠缺等诸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现行法框架下找寻律师调查令制度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通过甄别权属性质、健全配套措施等方法为该制度的实现提供可行之策。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进路研究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效果不佳,其推行面临着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证据收集各主体偏离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从而造成相互协作程度不高。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律师调查令运作过程中各主体的协作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要求各主体通力协作以发现案件客观真相,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基于此,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的逻辑进路在于,通过规范律师取证行为、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明确案外人的证据协力义务、推动其法定化及法官适时行使释明权来提高各主体的协同配合能力,最终实现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应用的稳慎推动。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令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制度虽形式有别,但都以证据收集方式和制裁效果作为制度构建的主轴。相比之下,我国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相对人不配合调查时的制裁后果的规定,因而难以取得调查实效。同时,法院自行调查取证面临着动力不足和司法资源短缺的难题。律师调查令作为中国特色的地方制度探索可以弥补现行证据收集制度的前述局限,保障当事人调查取证的权利。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与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构建统一规范的律师调查令制度。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性质的冷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固有权利,其权利的性质决定该项权利的制度设计及其辩护效果。根据权利-义务、权利-救济理论,辩护律师的自行调查行为虽没有立法的限制,但其实施完全取决于证人等被调查者的同意,本质上只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尚未从行为状态上升为一种法律权利。申请调查取证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且该项权利的实施受到法治国家立法的周到保护,其权利体系包括义务主体、救济机制、权利内容、行使阶段等多方面。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民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境与路径

目前中国证据收集制度仍不完善,虽然在《律师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并未规定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也未对律师调查令等相关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仍旧十分困难。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立法上设置科学的制度体系,在民事诉讼中建立健全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授予制度、律师调查令制度、滥用调查取证权的追责制度以及明确规定相关协助主体义务的法定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之建构

律师调查令的本质是法院对调查令所载明事项的支持,并不因法院签发而当然具有"强制"属性,也非使辩护律师沦为法官的"义务工",其与司法不公平待遇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律师调查令制度旨在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律师辩护权,尤其是破解传统调查取证模式的"冰冷"难题,又能防止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行为被滥用。文章认为律师调查令的制度建构应当在具体程序与运行环境两方面下功夫:前者包括申请理由明晰化、案件范围宽泛化与证据种类特定化;后者主要指厘清辩护律师持调查令调查与法官依据职权调查之间的关系、防止律师调查令制度异化以及保障支出费用等内容。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必需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高度论证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在论述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现状的同时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具体方案。

反思与建构:我国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越来越注重控辩平衡的大环境下,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义务日益加重。而目前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方式仅有自行调查和申请调查两种,而且运行中也存在着问题,影响当事人得到公正审判。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新型探索可以丰富辩护律师的调查手段,能够更有力保护当事人,防止冤假错案发生,同时可减轻司法实践中的“调查难”。可以从通过立法明确调查令性质、申请主体和条件、责任规制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等方面来构建律师调查令制度。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新探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当事人最基本的程序性权利之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难以实现。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辩护人身份的权利,完善立案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或法院)监督制度,以保障确立以律师独立调查取证和申请侦查机关取证并行、律师有权申请检察机关或法院以保障其调查取证权得以实现的基本程序制度,赋予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完全的会见权和通信自由,以及一定范围的在场权,赋予律师享有程序性调查取证的权利。

在京津冀地区统筹推进适用律师调查令的路径探索

京津冀法院之间在律师调查令方面建立起相对统一的签发标准,形成相互认可和接受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司法,提升案件质效及区域司法公信力。全国各省市均有律师调查令的实践,但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理论基础欠缺深入研究,试行效果缺乏持续性跟踪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制度在京津冀地区的统一推进。以天津法院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规定为样本,从理论基础、实践现状、成效反馈、客观反思和未来展望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构建三地协同协作的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构想。希望通过三地共同努力,建立跨域权益保障和沟通交流机制,并推动立法机关协同立法,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提高律师调查令的法律权威,更好发挥其制度效用。

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律师调查令的本质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或其代理律师所申请的调查令的支持。律师持调查令向特定的证据持有者进行证据收集,该调查令的性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目前最新的证据规则的修改,仍旧未对律师调查令制度在立法上确定。律师调查令至今未能在立法上进行确立,或因律师调查令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律师调查令至今未在实践中形成体系以及律师调查令没有相应法律规制等原因。律师调查令对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权利具有重要保障,需要通过立法上的程序设计来完善调查令制度,稳慎推进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及应用。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调查令的现状考察与制度完善

目前,律师调查令制度虽能部分满足诉讼当事人调查取证的需求,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规范、适用、效力等层面上的制度困局,进一步完善调查令的架构以实现其制度价值,无疑是当前重点课题。针对立法保障不足、内容规定欠缺、程序事项不规范、惩戒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律师调查令的完善路径可为:首先从理论上对律师调查令厘清定位,按其价值追求与内在逻辑,在镜鉴域外先进经验基础上加以完善;其次以法定化、关联性、救济性原则为前提,明确律师调查令适用范围,从程序设计、效力保障、配套措施等方面予以重点完善。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完善

律师调查令制度一经提出广受赞誉,律师群体尤甚。该制度极大缓解法院“案多人少”与律师“取证难”的困境,同时也利于提升诉讼效率,践行诉讼成本转嫁机制。然而,律师调查令在试行过程中仍缺乏统一的立法支持,存在运行机制、惩罚机制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以完善。

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之实证研究——以A省3市为例的分析

经对A省3市的3所检察院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建议后,检察院各环节对律师权益的保障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也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律师"三难"问题。相较于正在落实中的"电子卷宗"对律师阅卷权的保障而言,调查取证的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然而,唯有探寻目前司法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之具体所在,并深刻分析其成因,方能提出有效解决之对策。

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运行状况分析与完善建议

调查令制度是律师证据调查权的一种最新动态和有益尝试。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颁行律师调查令相关的文件,该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新的热点。但实践中存在实施范围、层次、阶段不均匀,取证对象配合度低,地方实践差异和混乱等问题,亟需进行理论上的廓清。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律师调查令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规则,适用条件模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强制力不足,调查对象缺乏配合调查义务的意识。未来我们应当明确调查令的法律地位,强化调查令的执行力,规范调查令的实施程序,建立律师调查令的救济机制,尝试构建统一规范的中国特色的律师调查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