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庭外辩护言论的自由与边界

律师庭外辩护言论自由是刑事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内容,但学术界却习惯将其放在庭外言论的广阔视域加以考察,模糊了焦点。律师庭外辩护既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且与言论自由有着交叉重合。庭外辩护言论有其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以司法公正之名对其施加限制实质上是妨害司法公正。经考察英、美、加、澳、德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普遍经验是在原则上保护庭外辩护言论,只对有害言论作适当规制;以西方规则主张限制庭外辩护是对西方规则的误解。律师庭外辩护言论中作为辩护权的内容属基本人权,不应限制或剥夺;而作为言论自由的内容,应依"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加以规制。为限制裁量权滥用和选择性执法,建议应当按"禁区""安全区""过渡区"结合的模式来建构具体规则。

中美刑辩律师保密特权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新刑事诉讼法第46条相关规定标志着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虽然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在英美法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法律上对律师保密特权的具体内容及行使程序均缺乏具体规定。作为一件"舶来品",律师保密特权在我国的发展必将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完善的过程,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从法律比较与法律完善的角度进行探讨。

影响刑辩律师作用发挥的原因与对策思考

影响刑辩律师作用发挥的原因:我们的传统中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观念;公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律师队伍自身建设方面的缺陷。充分发挥刑辩律师作用的对策:牢固树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依法进行保护的观念;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保司法独立;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切实保障当事人和律师基本的诉讼权利;提高律师社会地位,改善律师生存环境。

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与防范

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源自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司法制度设置的缺陷、刑事立法缺陷以及执业律师自身的执业水平与防范意识。为此，防范刑辩律师执业风险重点应从树立保护人权的法治理念，保障控辩平等、完善刑事立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规范执业行为等方面入手。

刑辩律师用“100个期待”呐喊

15年前刑诉法第一次修订时，人们期待的东西，15年后第二次修订时还在被期待，没有人希望这样的期待还要等到第三次修订。

刑事辩护律师责任豁免权的基本要素辨析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豁免权是促进控辩平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提高刑事辩护率的重要措施。我国学者基本认同刑辩律师责任豁免权的重要性,只是在豁免的基本要素上存在分歧。我国现行立法对刑辩律师责任豁免权的规定尚有不足,仅有庭上言论豁免权,须对其不断进行完善:首先,应将豁免责任限于刑事责任;其次,将豁免场合扩展至律师参与辩护的始末;最后,应扩大豁免范围。此外,也应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豁免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即对有些豁免权实施绝对豁免,对有些豁免权实施相对豁免。

浅谈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独立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的独立性问题颇多,其中刑辩律师的独立性问题尤甚。在我国宪法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有其合法地位,而律师却不曾有,这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诉讼作用的发挥。在刑事诉讼中,刑辩律师存在取保难、会见难、阅卷难等诸多难题,这与刑辩律师的独立性关系密切。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转变司法观念,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刑辩律师该对败诉负责吗?

“据资料，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胜诉的比例仅有5％，也就是95％是败诉。面对当事人的巨大诉讼投入，有多少律师在说明败诉原因之余会对当事人说‘对不起’？当事人有苦难言，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律师的尴尬作为和滥用‘潜规则’，所造成的灾难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受。”

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惑——以保障刑辩律师权利为视角

职业律师作为推动法治的重要力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刑事被追诉人有效行使辩护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诸多因素,刑辩律师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但是,制度设计缺陷、执业环境较差、少数律师执业理念存在偏差等问题,使刑辩律师的执业常常陷入困境。

刑辩律师李肖霖的法律正义

作为“京城四少”的律师李肖霖，对于那些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往往充满了同情。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总是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让所有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论保障我国刑辩律师权利的必要性及措施——从经济分析的角度

当前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过程中,其享有的有关诉讼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地保障和维护。对刑辩律师权利实现价值的正确认识,有助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保障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论刑辩律师的执业及其规范

刑辩律师在审前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调查取证,并可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或代理申诉、控告;在审判阶段,主要是举证质证,提出辩护观点;而在救济程序中,刑辩律师亦可有所作为。刑辩律师的执业既可获得物质报酬,亦可赢得声誉和社会地位,但其执业也充斥着风险,即刑事辩护具有"经济效益差、法律责任大"等风险。为实现司法公正和律师事业健康发展,对刑辩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很有必要。其规范和控制的着力点应该是:完善诚信制度、健全财务制度、拓宽监管渠道、改善执业环境等。

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革逐步深入,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成为庭审实质化、行使有效辩护权的关键所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仍存在刑辩律师自行调取证据困难、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的权利界限模糊,司法实践无调查取证权具体操作程序规定,对刑辩律师行使调查取证后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剖析刑辩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借鉴域外国家成熟立法司法制度,结合我国法治现状以及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明确刑辩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的阶段,完善证人出庭、证据开示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职业豁免权等保障体系,以此强化刑辩律师职能作用的发挥,促进控辩平等、程序正义。

论辩护律师阅卷权的保障

司法实践中 ,“阅卷难”长期制约着辩护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职能 ,究其根源与现行法律规定的疏漏有着直接关系。本文拟对阅卷权行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并提出一些完善的设想 。

论律师的刑辩权——以“李庄案”为例

本文针对重庆"李庄案"件关于律师刑辩权问题的进行讨论,综合分析正确对待律师刑辩权应当明确的认识性问题,即关于刑辩律师会见,侦查人员是否在场;律师的阅卷权如何保障;刑辩律师如何防范执业风险。

完善我国刑辩律师权利必要性的经济分析

刑事诉讼司法资源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构成。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司法资源配置研究的目的在于如何降低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投入量,以及如何在每一成本项目之间及内部进行合理匹配,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效益的最大化。只有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才能使辩方拥有与控方相抗衡的力量,突出当前庭审方式的抗辩性和诉讼性,充分发挥辩护职能作用,有效地利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合理分配国家的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我国刑辩律师的诉讼地位

刑辩律师对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司法公正制度的体现,然而由于我国诉讼结构的偏颇,防止法官审前预判的机制以及社会民众的普遍偏见,刑辩律师的诉讼地位得不到保障,正当权利无法行使,有悖刑法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

我国刑辩律师执业环境的思考

刑辩制度是社会文明制度的起码标志,是实现捍卫人权的重要制度。但是我国刑辩律师领域里,律师人数极度萎缩,出现死磕派律师。本文将从我国刑辩律师执业环境的现状出发,分析这一现状的原因。

论刑辩律师忠诚义务的限制

刑辩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是其首要职业伦理,应当尽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但忠诚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存在三层限制。研究刑辩律师忠诚义务及其边界有助于明晰律师如何履行忠诚义务的问题,调和忠诚义务与其他义务之间的矛盾,化解其执业风险。刑辩律师的忠诚义务首先在宏观方面受到其身份定位的限制,构成其外部边界,第二层限制为忠诚义务本身的内涵限制,第三层限制为忠诚义务与其他义务冲突时产生的例外。

司法正义、民愤与刑事辩护律师使命

司法正义要求国家公平或公正地保护刑事诉讼中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就中国现实情况而言,民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正义的实现。社会之所以需要刑事辩护律师,是因为他们能够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有价值的刑事法律服务,能够为司法正义的实现提供现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