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礼乐观”研究

新儒家学者徐复观认为礼乐在演进过程中,先有“乐”后有“礼”,再由“礼”取代“乐”,最后是孔子重新又把“乐”提到重要位置。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礼乐,使礼乐由外向内发展,成为儒家“仁”的一种外化形式。礼乐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和个人修养三个方面。在政治上以“礼”治理天下;在社会层面是为了让人过上“人的生活”;在个人修养上,礼乐主要表现在“立人”与“成人”两个方面。徐复观认为人文就是礼乐教化,而礼乐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

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自身的学术思想见解常在对胡适的评述中展开。然则从治学取向到文化理念,二氏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这背后是两代学人间容易被人忽视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有别于前人与胡适的论争,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徐复观论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及其当代转进

修己治人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如果混淆儒家修己与治人的标准,极有可能导致道德政治化。徐复观追溯早期儒家区分修己与治人的历史依据,阐明儒家修己的标准是对君子和统治者而言,强调将自然生命不断向德性上提升,但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人生价值。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应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为标准。同时,他借鉴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从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尊生”传统出发,反思和批判传统儒家异化的德治思想,使修己成为纯粹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治人成为公共性的政治治理问题。由此,徐复观进而提出儒家传统民本应向当代自由民主转进,教化上立人格之命,政治上立人权之命,权利与德性并重,以求超越现有的中西政治文明的狭隘思维及其弊端,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现代性与人的主体性:熊十力徐复观对知识分子的论述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熊十力与徐复观开始省思现代性的隐忧。这些隐忧包括神圣性的消解所导致的虚无主义盛行、工具理性主导、知识分子对社会漠不关心等,对此,熊、徐二人立足儒学传统,提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这些应对办法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反思现代性、知识分子如何克服和革除现代性弊端都有重要的价值。

“求仁”与“归主”:徐复观在东海大学的追求与抉择(1955—1969)

1949年后美国将基督教教育事业延续到中国台湾,于1955年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试图把东海办成一所真正的基督教大学。此目标再次遭遇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抵抗,这在创办初期的校长选聘和理念之争中均有体现。徐复观自创校伊始即执教东海,他真诚追求“求仁”与“归主”的相互融通,同时竭力抗拒文化殖民主义的逆流,以“人能弘道”的精神将东海变成中国文化中心,终致在排他性宗教势力的攻击中被迫退休。徐复观尊重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但他首先是“儒家信徒”,在其价值系统的位序中“求仁”高于“归主”。徐复观在东海大学的追求与抉择,再次表征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中错综的政教关系和文教关系(儒耶关系)。

为人生而艺术——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导读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继承了唐君毅“为人生而艺术”的总体基调,指出“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并且尤为推崇道家(特别是庄子)视域下的“为人生而艺术”。奠定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基调之后,徐复观进一步以绘画和画论为中心,风格为导向,勾勒了魏晋、隋唐、五代和两宋的发展,并花费大量笔墨考证了画史上的南北分宗问题。《中国艺术精神》为我们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有序的中国艺术精神美学系统”,也反映了徐复观治学方法(居敬之心、中西视野、史思互动和追体验)的独到之处,是一部系统周密而又别具匠心的佳作。

二十世纪民族艺术精神的探索者——评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试图从中华文化的根源之地开掘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他对儒道美学既有“会通”又有“铨别”,一方面,他将整个中国绘画的历史主线归结为庄子哲学的显发,昭示出庄子追求的“道”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意境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凸显了庄子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儒道艺术精神的价值根源统摄于“心性”,认为二者在“成己即要求成物”上有着相同的性格,且都有“为人生而艺术”的共同旨归。

20世纪60年代两岸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情怀与民间儒学精神——以徐复观与叶荣钟等“祖国派”为中心的讨论

在台中生活的20年时间,新儒家代表徐复观与叶荣钟、庄垂胜、张深切、洪炎秋等台湾地区“祖国派”知识分子在共同反对西化、声援传统文化的道路上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祖国派”不仅在文化论战中给徐复观莫大的安慰,更帮助徐氏获得了“在地”的观察视角,扎根乡土,理出了有别于为国民党所利用、扭曲之“官方儒学”的“民间儒学”一脉,从而为中国文化真义在台湾地区弘扬光大做出了贡献。他的民族主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观念也与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反帝反殖民”精神相融合,为日据时期台湾地区作家以平生志节所感发的诗赋文章所深深感染,相继为林幼春的《南强诗集》与傅锡祺的《鹤亭诗集》作序,成为挖掘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文学的先行者。

徐復觀的孔子天命觀詮釋平議

作爲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大家,徐復觀在中國思想史尤其是中國人性論史的詮釋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但是在對孔子天命觀念的詮釋過程中,存在若干偏差,導致他對孔子整體思想的把握出現偏失。在分梳徐復觀對孔子“命”“天命”“畏天命”詮釋得失的基礎上,重新梳理和詮釋孔子的“天”論,將之分爲天道觀與天命觀兩重維度,進而發現孔子所謂“天命”與“命”,乃是同一範疇的不同表述,其内在含義包括賦予義使命和限制義運命兩個層面。

界定与继承——徐复观对考据与义理的现代转换

在20世纪的考据与义理之争中,徐复观指出,考据作为传统的专门之学,是以文献为对象的文字工作,可以在现代学术的治思想史中向搜集资料、取证归纳的方向扩展。但考据不等于训诂,更不等于科学方法。义理,则应被区分为价值、实践、思想三个层面:其一,作为人自身伦理道德的义理;其二,以道德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义理之学;其三,以义理之学的思想内容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思想史研究。徐复观对考据的功能限定以及对义理的分类讨论,都体现了在传统学问的现代转换过程中,他对现代学术规范的高度自觉。徐复观认为考据无法完成思想研究的全部工作,义理也无法用现代科学代替,治思想史则符合现代学术对内容客观和方法科学的要求,能够成为继承传统学问的现代研究。

比较语境中的误读与发明——推求徐复观、叶维廉、高友工、方东美等学者重建中国美学的若干策略

徐复观、叶维廉、高友工、方东美等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将西学作了有意无意的误读式援引、转换或整合,并指向发明中国问题,这种不免有所取舍的操作,或许可理解为这些学人为了创设发明中国问题之语境而采取的一种比较和解释的策略。有意思的是,庞德和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也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本位来取用东方资源的,在资源的选择和取用目的上都受到他们自己理论目标的牵引而未必做到忠实。东西方学者在比较视野中对对方资源的取用和援引策略,形成了某种互文的效果,可以让中国人更深刻地体认到中国传统的某些特出的好处。以体为尊,在比较中互相发明,是比较语境的本质所在。

徐复观大学教育思想详述

新儒学大师徐复观不仅在大学教育上成就斐然,而且有丰富的大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铸人”过程的完成阶段,其意义是铸造近于理想的人以提高社会的水准,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大学阶段的教育任务有两端:一是培养学生道德品格,以儒家的忠恕礼乐精神来培植大学生的品格,进而形成忠恕礼乐的中国社会;二是锤炼学生思考能力,发现其研究兴趣。为了保障学生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徐复观坚持认为大学生应全面学习,而不可武断地排斥某些课程,阻断自己的学术生命。徐氏认识到“教师才是人的实验室的成功或失败的决定者”,所以他认为大学教师既要在学术上进动不息,也要在道德上养成修美的人格。徐氏认为中文系关乎整个民族的教养与进步,有必要加入义理之学的课程来唤醒学生的灵魂。大学生还需要彻底弄通一种外语,不仅有阅读外国著作的能力,而且能不断与时代有关的思想保持接触。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学子要负担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并须将学习贯通到以后的人生中,贡献于人类的发展。徐复观的教育思想打通了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疆畛,形成了以儒家道德为基调,以个人社会双成为特点的教育思想。

海外新儒家视野中的荀学——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中心

海外新儒家从不同视野对荀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对荀学进行价值重构和意义转换。然而,由于视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本原,推崇孔孟为儒学正宗,使得他们对荀学有着强烈的门户之见,从而致使其荀学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出版的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 ,对庄子美学做了深度的发明 ,于奠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开山地位厥功甚巨。徐氏把庄子美学诠解为中国艺术精神 ,企图在技的层面上与道会和 ,导致如下连续的困境 :( 1)把技外见道误读为技中见道 ,合乎常识然而却违异庄子本意 ;( 2 )引入现象学的纯粹意识以解读“心斋” ,将之定义为审美观照 ,成为技中见道说的反证 ;( 3 )把“天地精神”读作艺术精神 ,颠倒了庄子思想中自然对艺术的优先关系 ;以艺术取代审美 。

“忧患”中的天地境界——徐复观“忧患意识”的美学解读

“忧患”一词源出《易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性格被徐复观提炼出来后,已经成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徐复观所意旨的“忧患意识”不仅源自儒家,也基于道家,通过徐复观的诠释,不仅张扬出“忧患意识”中的阳刚之美,而且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结构,从而彰显出“忧患”中的天地精神。

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阐释

本文认为 ,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高扬 ,对人立足于生命和现世进行道德追求的强调 ,对西方文化重知识、重宗教传统的批判 ,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独到而深刻的理解。他的这一思想 ,对于把握中国道德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文明 ,对于帮助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 ,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

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

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是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所作阐释的要点在于：中国艺术精神可以概括为以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而只有庄子的艺术精神才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庄子的艺术精神导出了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在画论及绘画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促使中国古代绘画由人物画转向山水画。在庄子的艺术精神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画，在现时代中仍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一支对“现代文化的病痛”具有很好疗效的“镇痛剂”。

论徐复观的思想史观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就读于武昌第一师范和湖北省立武昌国学馆。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在军政界任职。抗战时在重庆北碚拜访熊十力先生,受熊先生启发,热心于中国文化的弘扬。抗战胜利后曾在南京创办学术刊物《学原》。1949年去后,后埋首书斋,潜心教学、著述。于知命之年才正式转入学界的徐氏,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就斐然,与唐君毅、牟宗三同列为现代新儒家之重镇。就个性而论,唐是仁者型,牟是智者型,徐则是勇者型的人物。徐氏集学者和社会批评家于一身,出版过十多部专著、文集,发表过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数百篇时论、杂文。徐氏学术代表作是三大卷的《两汉思想史》,以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及其续编等。我这里只能简略提揭他的学术思想史观。第一、忧患意识。今天在海峡两岸不绝于耳的“忧患意识”说,即来自徐氏。

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以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为中心

儒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因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呈现出理学与心学两大路向。心学路向的开展,不仅比理学路向占有优势,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而且自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特点在来自湖北东部地区(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三位思想家那里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熊十力以心学路向,致力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开启了形上儒学在20世纪的重建;徐复观通过承继熊十力所开启的20世纪心学路向,走向对重建形上儒学的批评,主张消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心学思想,则开展于史学与哲学之间,强调对理性、德性和人格的追求,重视吸取合理的理学内涵,在现代新儒学之外开辟了心学开展的新形态。透过这一现代儒学史的比较案例,可以对20世纪心学开展的多样性问题获得深刻的了解。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