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与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

抗战时期被称为中国的“大时代”,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则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它是一部总结和阐发抗战时期中国历史教育动向的专门著作。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历史教育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向,也顺应了抗战的时代要求。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主要包括首次明确地从理论上将历史教育区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个不同领域、历史教育以情感教育为先等六个方面。而它的时代价值,则体现在推动了文化抗战工作,促进了历史教育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大时代”中的历史教育——徐文珊及其《历史教育论》评析

抗战时期被称为中国的“大时代”,徐文珊的《历史教育论》则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国历史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过程中出现的第一部总结性、系统性的专门著作。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历史教育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向,也顺应了抗战的时代要求。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主要包括首次明确地从理论上将历史教育区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个不同领域、历史教育以情感教育为先等六个方面。而它的时代价值,则体现在推动了文化抗战工作,促进了历史教育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论徐文珊的治史特色

徐文珊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史家,他的经历则是民国史学的一个缩影。他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圭臬,综合唯物、唯心二家之长,阐释了民生史观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反映了当时史学思想领域的基本格局。他主张以学为用的史学价值观,强调治史当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以建设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倡导历史教育,指出了历史教育的任务、对象、原则、途径与方法,并从理论上做了系统总结。他的治史经历,反映了时代环境对史家治史取向的影响,也反映了民国史家学术性与社会性并重的治史特色。

台版《原抄本日知录》的版本与底本

清雍正间抄本《日知录》三十二卷,1949年被携至台湾,1958年整理出版为《原抄本日知录》,1970年代重印,张继、崔震华、徐文珊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三人去世以后,抄本原稿之收藏信息不明,初版本也已极难见到。